社会科学论文 社会科学论文【精选3篇】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为了加深您对于社会科学论文的写作认知，下面精优范文给大家整理了3篇社会科学论文，欢迎您的阅读与参考。
社会科学论文 篇一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性侵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宗教信仰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扬帆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性行为。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富论》还是《经济学原理》都体现着这一研究目的。而我们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实践来完善经济理论。无论怎样，经济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告诉我们要切实发展，以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为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发展即开放，我们同样要抱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从来都是国家严控的范畴。但是我们很清楚，多种方法的比较才能为资源开发选择到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府抱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私人或团体优秀的经营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资源是有限的，重商主义不能完全流入资源领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该行业进行调控。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经济体系健康快速的运行、其实我们都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好处。在这种既有外界压力，又有内在需求的环境下，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更加有必要。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篇二
(一)网络社会与传统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虽然学界对于网络社会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其本身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网络社会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是通过话语构建起来的，不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中。但这些研究都普遍认为，面对因互联网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今日社会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如卢安宁认为，以现实社会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网络社会已经显示出了许多局限性，这造成一些成果看上去更像是传统社会学的网络版，也使这些研究无法继续深入下去。［2］黄少华等人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的一个崭新理论范式。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空间的独特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3］童星、罗军从“唯实论”的研究立场出发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而非虚拟的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且给经典社会学理论带来了挑战。［4］林闽钢将网络社会与原有工业社会进行了比对，认为网络社会的出现改变了原有工业社会学的现实基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巨大改变必然带来方法及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转型。网络社会的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新视野，虚拟性是社会学的新拓展，网络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新挑战。［5］张春华以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认为构建网络舆情的社会学研究体系不仅要有网络社会的本土化经验，还要有全球化的视角。［6］总之，来自社会学的网络社会研究者普遍认为，面对网络时代和网络社会的来临，社会学不应该“缺席”，理应以其特殊的理论视角进行解释和批判。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既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学的范畴，又不应拘泥于已有社会学的范畴，特别是传统社会学的范畴，而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建构新的理论解释，对网络社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
(二)网络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社会的特殊性要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这恰恰为建立网络社会学，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戚攻，2000;邓伟志，2001;谢俊贵，2003;郭玉锦、王欢，2010;任娟娟，2012)但是总体来看，学界目前对网络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仍存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从社会唯实论出发，认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一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如戚攻等认为，网络社会学主要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网络与网络社会生存、发展和运行的机理，揭示网络对现实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的影响。［7］(P6)任娟娟认为网络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手段对网络社会行动与网络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并通过对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比较来反思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模式与机制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8］而另一些学者则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否认网络社会的一般客观实在性，认为网络社会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名称，身处其中的网民才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夏学銮认为网络社会学是研究网络行动者在网络时空中的沟通和互动规律以及网上行为和网下行为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9］邓伟志等认为网络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在特定网络社会生存方式下，团体和个人(网民)以及家庭、社区、政府、企业等机构、组织的社会生活(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该文同时还阐述了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10］童星、罗军认为，网络社会学是研究网络社会行为及社会行为体系的一门学科，具体而言，主要研究网络社会的构成、网络特定的文化现象、网民的特点、网络社会行为互动模式、网络社会群体和网络社会组织、网络社区、网络社会秩序、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等等。［11］(P6)实际上，上述“唯实论”与“唯名论”两种学科定位分别对应了社会学的两种研究传统，即实证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唯实论”的研究秉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强调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网络社会结构，因而，主张研究者应当从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社会事实的角度来界定网络社会学，网络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也必须从宏观的视角加以把握。而“唯名论”则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主要从行动论的视角出发，强调对网络空间个人行为的理解，主张从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进行网络社会学研究。总体来看，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它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的一个崭新的理论范式。
(三)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界定
任何学科都有它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是学科研究的基础。只有科学界定其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为学科的理论发展夯实基础。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行动等，学者们主要通过社会学的已有概念来对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厘清。最初，学界大多将“网络社会”仅仅作为问题的语境或社会背景，并没有给出具体界定。后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界定网络社会的内涵。如郭玉锦、王欢将网络社会界定为，“是由人类若干个体经由电脑联机关系所建立起的一个共同体，是每个上网者能够与不同时空的其他人彼此互动的场域”。黄少华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与真实交织的双重空间，是流动空间与地域空间的交织。虚拟社会已经具备了“社会”所应有的主要特性。网络作为社会性存在，已经成为人化的社会环境，人化的生活场域。郑中玉、何明升梳理了已有关于“网络社会”的界定，将之归为两大类，即新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networksociety)和基于互联网架构的电脑网络空间的“网络社会”(cybersociety)，并对两种网络社会的界定及其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澄清了两者所指上的混乱。此外，一些学者还从网络社会的概念出发，衍生出了一系列新的相关概念，如“网络社区”、“虚拟社区”、“网络行动”等。如何明升认为，“网络社区是一种社会互动共同体，是网络成员借网络进行心理交感和行为交往的社会单位；它超越了传统社区的地域疆界和社会行政区划的地区控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也是人类生活中除家庭和办公室以外的‘第三个处所’”。刘瑛等从网络互动的角度定义了虚拟社区，认为网民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是真正的互动，并且这种互动构筑了新的社区———虚拟社区。冯鹏志认为网络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既是网络社会得以构建的历史起点，又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网络社会现象
随着网络社会的力量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由网络而引发的各种网络社会现象，如新的网络社会运行机制、网络社会行为与网络社会问题等，日益引起了国内有关学者的注意。有学者以社会运行论探讨网络社会的运行机制。比如，白淑英、何明升以社会学的互动理论为基础解码了网络社会BBS的互动机制和过程。樊佩佩以社会资本理论解读了网络空间人际交往的运行机制。［20］杨帆基于网络文化的形成，发现网络空间的社会化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李永刚认为不断扩张和密织的互联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瓦解了由电话公司、出版社、报刊编辑部等建构起来的人工秩序，无论对不对、好不好，某种无组织、无目的、无计划的“自生秩序”已经出现在互联网世界，并对既有人工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孙聪等从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戈夫曼的剧场理论分析了网络暴政的形成机制。也有研究者从多维视角分析网络行为。如黄少华(2006)认为，网络行为是一种发生在主体边界及主体间边界上的书写活动，具有临界性、非物质性、非个人化、实时性、流动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碎片性等后现代特征。吴鹏森、邓俊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开心农场的形成原因，用社会交换理论解读了网络空间的偷菜行为。尤红斌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了由于身体缺席带来的行为失范，并分析了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王荣启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博客的互动行为。徐艳国通过实证研究，从社会化角度分析了影响大学生网络越轨行为的因素。陈文心通过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了青少年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从社会学视域解析网络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网络社会问题亦是学者比较关注的主题。谢俊贵分析了网络社会信息污染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危害，并为有效控制网络信息污染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曲文勇、张谚分析了网络空间的异化行为，阐述了网络异化的具体表现。谭燕瑜、戚杰强从社会化的视角解析了网络时代的亲子冲突以及带来的社会化问题。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网络社会的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如邓志强认为，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时间发生了意义的转变，社会认同的空间出现了场域的转换；［32］罗迪发现网络给社会成员带来了精神生活上的“异化”、意义危机、伦理困境。
二、当前网络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社会学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处于一种“疏松化”状态，在内涵、外延、议题、范式等学科基本问题上尚存争议，鲜有共识，而且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研究者的责任担当不够。
(一)网络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呈现“疏松化”
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截至2013年5月30日，只有78篇论文在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分析网络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而以“网络社会学”为名的相关理论研究更是数量有限(仅有5篇)。由此可见，当前虽然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数量众多，但已有网络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总体较少，与网络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中日益显著的核心地位并不相称。仔细分析已有网络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可以发现，当前网络社会学理论研究总体仍处于一种“疏松化”状态。大多数学者是以网络化作为一种社会情境来研究社会事件，以网络社会为时间或空间环境背景进行分析一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把目光聚焦在网络社会本身。然而，网络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仍不成熟，尚未系统化，面对网络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多数的研究者仍是在用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再解释。网络社会的研究者需要对此进行认真反思，因为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和新的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学必然面临着解释力不断下降的趋势。研究者需要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形成理论自觉，构建新的网络社会学理论体系。要通过对网络社会的研究推动网络社会学研究发展，更多地采用本土化的研究方式进行研究和创新网络社会学，发现网络社会结构内在的规律性及其独特性。网络社会学研究不仅要面向现实，而且还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新理论。
(二)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缺乏共识
随着网络社会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网络社会学的研究议题逐渐清晰化，形成了诸如“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行为”“网络群体”等核心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大多停留于自说自话的阶段，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虽然有学者尝试通过梳理同一概念的不同界定，以期达到概念内涵上的统一，如郑中玉、何明升(2004)梳理了有关“网络社会”的界定，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使用仍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一个新兴的学科如果不能在核心概念的使用与界定上达成共识，那么进一步的、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必然会遭遇质疑，从而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严重问题。具体而言，这种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一些核心概念的提出不够严谨。不少研究者是在借用社会学理论已有概念基础来提出网络社会学的概念的，比如很多学者在使用“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行为”“网络群体”等概念时，实际仅仅就是在已有的“社会”“社区”“社会行为”“社会群体”等概念的基础上冠之以“网络”一词，对这些概念的解释主要停留于文字上的词义阐释，而没有深入解读网络社会带来的这些概念在内涵与本质上的变化。而且，“网络”与“虚拟”经常混淆使用，没有严格区分两者之间的异同。第二，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理论逻辑起点存在分歧。有些研究者主要是基于社会“唯实论”提出一些网络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判断和命题。比如，戚攻等认为，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是互联网通过虚拟技术模拟现实情境所形成的一个新的生存空间；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概念相对而言，因此，网络社会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34］而有些研究者则是基于社会“唯名论”提出一些网络社会学的相关概念，认为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行为等是研究者构建起来的，是对现实社会的虚拟再现，并非真实存在(邓伟志，2001;郭玉锦等，2010)。正是这种社会学理论视角的差异，导致了对当前有关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解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涵义。第三，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仍需深入挖掘。核心概念的确定并在学术圈内达成共识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进行判断、推理的基础和前提，是理论形成的基本要素。然而，有关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尚未成型，存在较大的争议。比如，当前学界对于网络社会、虚拟社会、赛博社会、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等名称的使用比较混乱，对“网络社会”界定比较模糊。
(三)网络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形成
一门学科体系的形成，必须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研究方法。当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提出要建立网络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但却忽视了网络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基本要素的考察与分析。一门学科要真正地在学术领域划出属于自己的圈地，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它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才能拥有话语权，才能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首先，网络社会学的研究还缺乏元理论。如前所述，当前大多数网络社会学理论只是在照搬经典社会学理论或现代社会学理论来诠释各种网络社会行为和网络社会现象，基于网络本身特质提出的元理论并未出现。其次，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网络社会结构还是网络行动，或者是其他，目前社会学界依然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主要表现在“一元论”和“二元论”观点之间的对立。如任娟娟(2012)、黄少华(2002)等学者主要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主张“一元论”，认为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网络社会结构，主要研究网络社会中的网络社会特征、网络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内容。而李一、冯鹏志认为，网络社会结构和网络社会行为都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网络社会学分析的起点。［35］最后，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尚未确定。一些学者虽然提出了网络社会学应该确立其独立的研究方法，但还只是停留在理念设想上，对于具体方法是什么，如何操作，与社会学方法的区别等等问题，均未能给出回答。符福垣提出了信息社会学的方法体系包括六个方面：逻辑思维法；信息调查法；综合分析法；量化分析法；科学归纳法和系统辨识法，［36］但该文主要停留于方法介绍，并未对每种方法在网络社会研究中的有效性进行深入论述。王旭通过一个网络讨论个案，对网络帖子和网络讨论进行社会学分析，［37］应当说这样一个研究还只是停留于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化运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络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总之，网络时代社会学在方法上的拓展为传统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机遇，网络社会的兴起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阿基米德点”，［38］国内学者需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积极推进有关网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专门研究。
(四)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平台建设与对策研究滞后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理应承担其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以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眼光，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对虚拟社会报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与责任担当。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的责任担当意识尚不够，在学科平台建设与对策研究方面仍显得较为滞后。一方面，有关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平台建设略显不足。在国内，虽然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组建了网络社会学研究机构或是纳入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组建了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兰州大学的“网络社会学：网络时代社会学的重建”已经列为国家“985工程”资助项目等，但是总体而言，网络社会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平台尚不足，仍需进一步加强建设。另一方面，有关网络社会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偏少。网络化作用于中国社会变迁已是当今学术界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虚拟社会并非一个“理想王国”和“洁净天地”，网上虚拟社会同样存在着许多现实社会中常见的社会问题，甚至衍生出现实社会少见的社会困扰和麻烦。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相互交融，如何构建有序的网络秩序，如何解决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会学进行理论思考，作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三、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网络社会学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学对新的社会存在形态的介入和反思，而且提供了对传统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整合的契机。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社会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它对社会成员的观念、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新场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面对当前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网络社会学要获得更大发展就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突破。
(一)转向网络社会空间理论研究
社会空间本身就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网络亦是一种社会空间，网络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应该转向网络空间与场域的理论研究，并以此为核心理论，拓展网络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经典社会学理论孕育着许多有关“社会空间”的思想。涂尔干是第一个把空间当成理论问题来阐述的社会学家，他认为，与原始社会组织相似，空间、时间和其他思维类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39］(P17)齐美尔开启了对空间进行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认为空间只是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之间发生的运动或变化要借助于进入空间位置来发生，因此相互作用就是空间的填充，空间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可能。［40］而且，齐美尔还就空间理论进行了最早的经验研究，其著作《都市与精神生活》讨论了都市空间对都市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即都市密度刺激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了都市特有的不良心理和精神气质。此外，福柯、安东尼·吉登斯、沃勒斯坦等人也对社会空间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当代社会学家也从不同层面转向到社会学的空间理论，把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新维度、新视角、新路径和新的问题意识。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学必须修正其理论研究范式，从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场域)，从而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问题意识。
(二)尽快完善网络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网络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运用社会学理论解释、解读网络空间中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及揭示网络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促成网络社会和谐秩序的形成，促进网络社会良性运行。近几年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发展很快，但距离形成完善的学科体系，仍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网络行为、网络现象和网络社会结构。网络行为和网络现象虽然发生在虚拟空间，但离不开现实社会，在本质上是现实社会行为、现象的延伸。因此，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既有真实性，又有虚拟性。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最重要特征。除此以外，网络社会学研究还需要把握网络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与跨边界性特征。网络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只有把握网络社会结构的特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网络行为和网络现象。同时，网络社会的“社会边界”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地理边界的意义日渐式微。拥有独立的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网络社会学研究不可能只是进行理论研究，还需要经验材料的支撑。网络空间出现的新现象、新特征、新问题，必须通过新的视角进行阐释，而新的视角需要新的方法论、新的工具进行研究。网络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双重性，即真实性和虚拟性的统一，决定了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必须将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统筹起来，既要用实证的方法，比如社会调查、观察等具体方法获取资料；又要用主观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进行解释与阐释。而且，网络社会学应借助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支持来创新，即通过考察和研究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重塑与再造过程，以及考察和研究人在两种互动环境中的关系与作用来探索网络社会的研究方法。拥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只有明确网络社会学的基本议题，才能拥有系统的理论研究，才能形成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在网络社会学的后续研究中，需要着重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议题展开：一是网络空间的社会行为，要弄清楚其与现实社会中的行为差异以及其背后的运行规律。二是网络空间的社会结构，要弄清楚网民的社会身份、阶层等变化以及网络的时空特征。三是网络空间的社会问题，要弄清楚其具体类型以及影响因素。四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相互关系，要弄清楚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三)赋予网络社会研究者以责任与担当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篇三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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