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伪满洲国 迟子建伪满洲国【最新6篇】
这里精优范文为大家分享了6篇迟子建伪满洲国，希望在迟子建伪满洲国的写作这方面对您有一定的启发与帮助。
迟子建伪满洲国 篇一
关键词：伪卡诈骗 EMV迁移 PBOC2.0 迁移成本
0 引言
随着我国金融电子化水平的逐年提高，以及近几年人民币银行卡业务的全面开放，无论从用卡环境还是技术水平上来说，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银行卡产业目前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近来，新闻媒体接连报道了几例复制银行卡诈骗案，公安机关和各家商业银行也提醒广大市民警惕银行卡诈骗。我们在享受快捷方便的现代支付工具带来的方便生活同时，面对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和网络上神乎其神的吹嘘，都不禁捂紧钱包充满疑惑：我们的钱真的很还安全吗？
1 伪卡克星——EMV迁移
近年来，在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发展、全球性伪卡欺诈爆发的大背景下，广泛应用于金融业的磁条卡带着它与生俱来的两大弊病——存储容量小且易受外界强磁场干扰，正逐渐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而EMV，这个新名词则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EMV标准是由国际三大银行卡组织——Europay(欧陆卡，已被万事达收购）、MasterCard(万事达卡)和Visa(维萨)共同发起制定的银行卡从磁条卡向智能IC卡转移的技术标准，是基于IC卡的金融支付标准，目前已成为全球公认的统一标准。其目的是在金融IC卡支付系统中建立卡片和终端接口的统一标准，使得在此体系下所有的卡片和终端能够互通互用，并且该技术的采用将大大提高银行卡支付的安全性，减少欺诈行为。目前正式的版本有EMV96和EMV2000。EMV2000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借记/贷记应用交易流程、借记/贷记应用规范和安全认证机制等。
EMV迁移是按照EMV2000标准，在发卡、业务流程、安全控管、受理市场、信息转接等多个环节实施推进银行磁条卡向芯片卡技术的升级，即把现在使用磁条的银行卡改换成使用IC卡的银行卡。随着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EMV标准的完善及国际ENV迁移计划的实施，银行磁条卡向IC卡的迁移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2 国际EMV迁移的形势
由于EMV迁移防止伪卡诈骗的效果最为显著，几乎可以称得上立竿见影，所以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态度积极。因为在国外信用卡产业发达的地区，这种犯罪活动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已经上升为国家最大的安全问题。巴黎银行曾经有一个调查显示，在欧洲45%的信用卡业务损失来自于伪卡交易；英国是欧洲欺诈交易风险最高的地区，其2001年的欺诈交易占整个欧洲地区的75%；台湾地区每年因欺诈造成的损失约30亿～40亿新台币；在有“犯罪天堂”之称的马来西亚，信用卡欺诈率曾经一度高达1%，据说在当地刷过卡后5分钟，美国就可能出现这张卡的“克隆”版本。所以很多持国内信用卡的消费者在马来西亚刷卡后，国内的发卡行都会在他回国后更换新卡。
最初发明IC卡的法国是IC卡取代磁条卡工程完成最出色的国家。据悉，法国早在1992年就全面完成以智能卡取代磁条卡的工作。来自法国银行卡市场的统计数字显示，IC卡的欺诈率要比磁条卡低150倍。1987年法国银行卡的欺诈率为2.7%，到了1998年，随着IC卡的全面推广，这一比例已下降到0.18%。再来看看马来西亚，在100%的信用卡和96%的终端实现EMV迁移后，欺诈率已经降到近年来的最低点——8‰。目前欧洲大陆、北美地区已经基本完成所有迁移工作，亚太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也已完成迁移。
3 内外交困的“换芯”之路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断激增的发卡量已经证明了我们在银行卡市场上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但是为什么如此重要的EMV芯片卡迁移工程在中国却不紧不慢、脚步迟缓，竟然如此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中国银行卡产业的“换芯”之路？
3.1 高代价。尽管IC卡相比磁条卡拥有其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导致各大商业银行停滞不前的矛盾集中点正是迁移成本的问题。目前平均一张普通的IC卡制作成本大概是磁条卡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如果按照18亿的银行卡发放量，仅仅是换卡这一项的费用就达到近百亿人民币，而这还不包括系统后台和各种软件的开发、终端的更换、对业务操作人员和用户的培训、宣传等等各种费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卡机构中包括很多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EMV迁移成本费用分担到各家银行时会大大降低。而我国发卡机构相对集中，主要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从发卡量来看，发卡大户是工行、建行、招行等几家。虽然未来IC卡的成本会越来越低，但是对每家银行庞大的发卡数量而言，迁移的总费用也将是“天文数字”。
3.2 低风险。EMV标准早在1994年就已经建立，但在2000年前后才在世界各地全面推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信用卡欺诈。对中国而言，由于外卡收单的总量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少，外卡收单欺诈损失总额不大，所以绝大多数银行认为暂时还没有到必须进行迁移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能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银行卡安全问题。放眼全球，很多国家EMV迁移已经实施完毕或正在实施，特别是在我们周边的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实施完毕，金融安全防线一一巩固后，那么中国内地将成为犯罪分子的集中攻击对象，近几年不断上升的信用卡欺诈风险原因也正在于此。
为了加快EMV迁移的进程，EMV组织于2005年1月1日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启动了“EMV迁移风险责任转移政策”。这一政策规定：信用卡的伪卡损失责任由没有实施EMV的一方承担，极大地挑战了“信用卡伪卡损失全部由发卡行承担”的惯例，改变了发卡行单一被动的局面。而这一政策也早于2006年1月1日在亚太地区、南亚、中东和非洲同时生效。这无疑更让中国的各大商业银行进退两难。
4 中国银行卡产业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如今，全球银行卡进行EMV迁移的步伐已经不可阻挡。随着全球EMV迁移的进一步深入，国内银行卡产业将同时面临更大的风险。EMV迁移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选择。
事实上，我们国家的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就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早在1993年6月国务院启动了以发展我国电子货币为目的、以电子货币应用为重点的各类卡基础应用系统工程——金卡工程。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推出了《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v1.0》，但由于规范中并未涉及EMV迁移的内容，所以符合这一标准的IC卡无法进行交易行为，只能当做电子钱包使用，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借记、贷记功能。2005年3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基于EMV2000标准的《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v2.0》（PBOC2.0），业内称为“中国EMV标准”，是继VISA标准、MASTER标准、JCB标准之后的世界上第四部银行卡行业标准规范。该规范参考和借鉴EMV2000标准，利用安全性更高的智能IC卡替代现有的磁卡，使国内发行的银行卡既可以方便地在国外应用，国外的银行卡又可以在国内受理，同时又拥有自己的特色（独立的身份认证和密匙系统）。PBOC2.0的颁布是我国EMV迁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为今后的EMV迁移确立了规范框架，更重要的是为建立民族银行卡产业品牌提供了保障。2005年3月中国银联完成了VISA芯片卡认证，成为国内首个EMV迁移的成功案例。同年4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和支付结算司的共同努力下，全国首个EMV实验室在北京落成，可以接受EMV终端的测试申请。同时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上海和北京开始对终端和后台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虽然在政策上已经为以后的整体迁移扫清了障碍，但是如何更好地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最大限度规避风险，从而实现EMV迁移成本的最小化、应用价值的最大化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个人有以下几点建议：
理性看待成本问题。的确，动辄几百亿的代价确实让各家商业银行难以接受。但是我们分析成本不能仅仅就看两种卡的直接成本差额，而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衡量。首先，一般来说，根据其物理特性，IC卡使用寿命较长——平均在十年以上，而磁条卡标准寿命只有两三年，加上经常出现的消磁等非常规换卡，势必使银行需要一个较大的发卡中心和更多的业务人员。因此，从单位时间使用成本上比较，IC卡却比磁条卡更有优势。其次，从设备成本上看，IC卡的相关机具成本只要几百元，而磁条卡同类产品却需要几千元，IC卡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另外，由于IC卡机具机械部件少，因而使用寿命长，故障率低，这样整个系统算下来直接成本和运营成本差别十分巨大。再者，风险成本同样不容忽视，国内目前信用卡项目数量较大的商业银行，每年因恶意透支、欺诈等造成的损失往往都在数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到每张卡上，与IC卡的成本几乎不相上下。举个简单的例子，法国推行IC卡以来，仅从反欺诈中获得的利润就使其在7年内就收回了所有的投资成本。在交易成本上，IC卡可以进行脱机处理（电子钱包业务），从而对通信的要求和成本大为降低。所以，总体看来迁移中所需成本最高及最大瓶颈其实是系统后台的建设和网络的改造，应该在这上面给予更多关注。
认清形势，重点突破。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银行卡，如果寄希望一下全部完成改造是不现实的。并不一定所有地区都要同时进行改造；也并不是每一台终端都需要立即做EMV迁移。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选择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的城市进行先期试点，比如北京和上海；选择5%-10%风险比较大的终端先做迁移，比如珠宝行等大额交易比较频繁的地方。人总行在组织银联和各大银行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论证后，很早就做出了“先受理、后发卡；先外卡、后内卡；先试点、后推广；先贷记、后借记”这一战略决策，今后将仍然依此逐步推进迁移。
加大宣传力度，寻找迁移最佳切入点。目前，由于各种渠道的宣传力度非常小，广大持卡用户，特别是借记卡用户，很多对EMV迁移的认知还是一片空白。为了最大程度提高关注度，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最佳契机为迁移提供动力——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为我国EMV迁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不能完成终端的EMV迁移，特别是POS终端的改造，不仅会使国内商业银行在EMV组织推行的风险转移政策下增加外卡风险，而且国外游客在中国消费时会遇到极大的不便，将会直接影响我国的旅游消费收入，这也是北京和上海很早就被作为试点城市的原因。几年间，在各方不懈的努力下，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POS机市场保有量达到99%，完全满足了外卡消费需求，圆满完成了奥运任务。奥运期间北京外卡成熟的支付环境则为明年的世博会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我们应该抓住契机，依靠成熟稳定的用卡环境再辅以大力的宣传，对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完成整体迁移肯定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充分利用资源，努力开创新的银行业务模式。在全国18亿张和未来新增的银行卡都面临升级的同时，也给了各家商业银行更多的业务发展机会和重新瓜分市场格局的机遇。毕竟，谁领先一步，就有望在未来的市场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但如何把自身的优势和IC卡的优势结合起来，开创新的业务增长模式，是各家银行当前必须积极探索的问题。例如，鉴于IC卡相对于磁条卡充裕的储存空间，银行可以利用每张卡里丰富的客户数据为其制定更加个性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推介各种新的增值服务以及开发应用丰富多彩的社会综合服务产品（例如目前人总行在宁波试点推广的市民卡）。IC卡的推广成功与否将更多取决于这张卡的使用是否便利、功能是否丰富等因素，如果这张卡的业务做得好，那么推动迁移的力量则会更多来自持卡用户和签约商家。试想，如果一家银行发行的EMV信用卡受到用户的欢迎，那么其他银行会置若罔闻吗？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成立单独银行卡机构。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发卡量，现在各家银行基本都把发卡系统外包给专业化服务机构，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却增加了风险系数，之前的Visa和MasterCard信用卡数据大规模遭窃事件已经向这种第三方外包模式敲响了警钟。2009年4月27日人总行的《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 公安部 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银发【2009】142号），就明确要求严格规范银行卡发卡行为，严禁发卡机构将信用卡发卡营销业务外包。无论从打破各家银行发卡各自为政、缺乏联动效应的混乱格局，实行统一管理还是从降低外包服务风险角度来看，借鉴国际经验设立金融控股下的独立的银行卡机构，特别是专业的信用卡公司，都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总行科技司和支付结算司的相关领导在各种场合曾明确表示：未来人民币IC卡应该采用 PBOC2.0标准。但是，最终谁的标准将“占领”中国市场，还要看谁的卡能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营销方面，Visa和MasterCard国际组织显然更有经验，所以我们更应该统一力量，整合资源，维护我国的民族银行卡产业品牌。
借EMV迁移之东风，缓解金融危机之困境。整体价值近千亿元的EMV迁移工程，将在未来几年带动一条庞大的产业链。在当前全球性爆发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如果能够成功盘活一整条产业链的话，那么对其它相关行业（如交通、材料加工等）产生的连带效应以及缓解金融危机产生的社会效应都是无法估量的。目前，国际主要的IC卡供应商已经纷纷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在当前全球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争夺中国市场已成为其提高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策略。中国的IC卡产业近几年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成熟度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但是与之相反，从事高端研发的企业却非常匮乏，无论是在芯片的设计、COS的开发、安全认证的流程设计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所以，鼓励支持IC卡核心技术研发目前已经成为整个自主产业链衔接成功的重中之重，如果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相信在未来几年里定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EMV迁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工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它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关注与参与。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银行卡产业，一个强大的银行卡产业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主导，特别是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金融业的繁荣、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人民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银行卡服务，这是我们每一个金融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夏志琼。银行卡步入智能时代[J].华南金融电脑。2004（08）.
[2]郭亮。加快国内EMV迁移的一个契机[J].中国信用卡。2004（11）.
迟子建伪满洲国 篇二
关键词：动物形象；人文关怀；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11-01
迟子建总是用温暖的笔调通过一个个苍凉的故事讲述人间的真情。她的小说几乎每篇都要出现一个动物形象，这些多姿多彩的动物形象在故事的叙述之中起着重要的情节推动作用，她让这些具有纯真特性的动物陪伴在人们身边，给故事的主人公以温情和抚慰。
一、动物形象的分类
迟子建小说中的动物形象是复杂多样的，她塑造了一系列的家畜形象。这些动物形象构成了迟子建小说中动人又感人的灵性世界。这些动物形象按照不同的特质可以分成三个类型：具有动物性的动物形象、具有人性的动物形象和具有神性的动物形象。
迟子建写出人类和家畜之间亲密的情感，展示了家畜身上美好的动物性。她所表现的动物性是动物本性中的良好特质，比如《北极村童话》中傻子狗的忠诚、《一匹马两个人》中马的勤劳等，在这些动物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温存、忠诚、勤劳、勇敢等美好的特质。这些家畜不再是人们的食材和劳动工具，而是和人类共处的伙伴。这些动物以本性中的美好与人类结交下深厚的情谊，甚至在人们悲伤、绝望、无助的时候给人们以安慰和帮助。
迟子建笔下还有一批具有人性特质的动物。当现代社会的物质欲望让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冷漠相生的时候，她试图让具有人性温情的动物唤起人们内心对真善美的共鸣。《一匹马两个人》中老马陪伴老两口一起走过多年的岁月，它勇敢、勤劳又善良、宽容，这些品质超越了动物性自身，是一种人性的体现。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还具有神性。比如《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中为主报仇的猎鹰、托梦延长老猎人寿命的狐狸等等。这些神性动物形象的创造与迟子建从小受萨满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她创造的神性的动物形象可以寻见这些宗教文化的身影。她笔下的神性动物形象具有感恩助人、佑人平安的作用，主人公与这些动物形象之间形成了一种宗教崇拜式的关系，表达了迟子建对大自然的尊崇和礼赞。
二、弱势人物与动物相伴的模式
迟子建总是把动物形象放在一些弱势人物的身边，构成了一种由弱势人物和动物相伴的叙述模式。让动物以自己的动物性、人性和神性来弥补这些弱势人物在社会中的某种缺失，最终形成一种人和动物相处的和睦模式。
迟子建的小说总会出现一些相对弱势的人物，他们身处在社会的边缘，多为智障者、残疾者、赢弱的老人、孩子。这些人物都是外表看起来残缺、不健全的，但内心世界却是极度纯净、纯真的，他们在功利的社会里保持一颗纯真之心，退出功利的争夺，以真挚的赤子之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在小说之中。动物往往成为这些弱势人物的同盟者与忠实的伙伴。这些动物拥有的美好品格和这些弱势人物本身的纯真之气是相互吸引，相互补充的。他们都拥有一颗纯真的心，他们的心灵世界是相通的，情感上是互相抚慰的。在这些人生活困顿之时，动物会来安慰他们；在动物受难之时，这些人往往给予保护。动物用自己天性中的善良、忠诚来护卫主人的世界，甚至为了主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动物形象在作品中的意义
迟子建在动物身上寄寓了对美好纯朴人性的呼唤，她表现的是现代都市生活中最缺失的原始的纯真。在无意识之中。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生态意识观念。所以，这些动物形象身上显性的意义是对美好的礼赞，隐性的意义是对生态自然的呼唤。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虽然作为动物而生活，但却都具备了人性上的某些特性：忠诚、勇敢、纯真、正义、善良、温存等。迟子建认为这些品格正是现代城市文明进程中人们逐步缺失的，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逐渐进步，人类也相应地疏远了，人与人之间越加的冷漠。迟子建在作品极力呼唤纯朴的人性，她在弱势人物身上设置了纯净之气，他们在功利的世界里不去争夺，退出争夺用纯真的眼睛来看世界。
迟子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生态观念，但她在作品中无意识的体现了生态意识。她认为“生物本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存在，她们却被分出了等级…一尊严从一开始，就似乎是依附着等级而生成的。”①这种对自然界万物众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是一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质疑。迟子建的生态意识在动物形象的创作上体现出来，她尊重动物。特别是家畜作为自然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她在表现人与动物之间情谊的过程中，隐秘地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颠覆，展现出不同生物各自的尊严，从而展示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达成了对生态意识的书写。
注释：
①迟子建。雾月牛栏・寒冷的高纬度[M].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迟子建伪满洲国 篇三
（一）
1964年正月十五，风雪黄昏，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畔人烟稀少的漠河――这个被称为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端的地方。因为这天是元宵节，也叫“灯节”，家家户户都要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以她乳名唤作“迎灯”。那时，父亲迟泽凤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好诗文，尤其喜欢三国时期曹植的名篇《洛神赋》，而曹植字子建。因此，迟校长给新出生的女儿取名“迟子建”，希冀她将来能有曹植那样的旷世文采。后来，迟子建果然在文学方面硕果满枝，可谓实至“名”归。
迟子建的祖辈是闯关东过来的人，父亲性格开朗，爱好广泛，除舞文弄墨和拉手风琴外，还写得一手好字，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每逢年节，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找迟老师写对联。父亲写完一幅，小子建就在地上摆好一幅。迟子建后来说：“我依然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寒地漠河，地处北纬53度左右，地下是永久冻土层，为中国著名的“高寒禁区”，人烟稀少，每年有大半时间风雪弥漫，地冻天寒，漫长的冬季，对年幼的迟子建来说，单调枯燥乏味，似乎永远也过不完。这时“猫冬”的村民们，喝完烧酒，总喜欢围在火炉旁胡吹神侃，有时候也讲些张牙舞爪的鬼故事，吓得小子建头皮发麻，心惊胆颤，直往母亲怀里钻。所以在她童年记忆里，这个世界不但有人类，同时也有鬼魂出没，与人比邻而居。除了一些毛骨悚然的鬼狐故事外，还有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生动、传神、洗练，充满着对人世间生死情爱的关照，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它们是艺术的温床，是最绚丽的艺术灵光，不知不觉中，这些神秘的神话传说，完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
漠河这片北国神奇的土地，从自然景观到民俗风情都充满着奇异色彩和神秘气氛，特别是每年都出现的北极光，色彩绚丽，变幻莫测，为迟子建童年注入了“魔幻诡谲”的色彩，时至今日，记忆中那些木刻楞（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墓、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无一不沾染了神话般的色彩和气韵，所以后来当这些亦真亦幻的元素，进入她的小说时，作品就充满了飘渺的神秘和灵性，而被这种神秘光环所笼罩的笔下人物，也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光辉。
迟子建小时候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与东北作家萧红有个取之不竭的文学“后花园”一样，迟子建也有自己的童年乐园――外婆家生机勃勃的菜园。有倭瓜、黄瓜、茄子、豆角、萝卜等等，也有用来观赏的矢车菊和爬山虎，由于无霜期太短，当植物们尚未完成“使命”，一场秋霜突然扫荡过来，所有充满生机的植物都成为“俘虏”，这种大自然风云变换所带来的植物被迫凋零，令年幼的迟子建痛心和震撼，她后来曾说过：“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一些变化感悟来的，从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许多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风吹又生，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除了这些可爱的植物外，围绕迟子建童年的还有亲人和动物。身处民风淳朴的荒寒边塞，善良、隐忍、宽厚、爱意经常写在人们脸上，让她觉得虽然天寒地冻，但生活到处充满融融暖意，她从他们身上领悟到随遇而安的平静和超脱，这几乎决定了她成年后的人生观。而小动物们也与她结下不解情缘，偌大的菜园里，只有她一个孩子，所有的蜜蜂、蝴蝶和蜻蜓都是她的好朋友，与它们和谐相处，内心会涌起一种异样的温暖，因此就不难理解，她笔下为何总是出现那么多的故土人物和动物：《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雾月牛栏》里因初次见到阳光，怕蹄子将阳光踩碎，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北极村童话》中那个叫“傻子”的狗；《鸭如花》里那些如花似玉的鸭子……
在故乡怀抱里，迟子建读完了小学和初中。高中时，物理化学一塌糊涂，她最喜欢学语文，尤其作文，她能从文字中读出韵律，读出喜怒哀乐，读出弥漫着的感情。她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朗读，迟子建甚感荣光。学校有个姓朱的老师，喜欢写作，曾在《青春》杂志上发表小说《消失的旅伴》，迟子建很是羡慕，所以就暗下工夫，偷偷写诗、散文和小说，写作给她带来无穷乐趣，但自知习作浅薄，不敢投稿。
当时同学们正为高考全力冲刺，迟子建却沉浸在文学的玫瑰色天地里，炮制出一篇小说“处女作”，写一个女学生高考不中，受不了家庭和社会压力而自杀的故事。她认为写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高考时成绩定会一鸣惊人。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越是自己擅长的强项，关键时刻越是掉链子，结果命运与她开了一个浪漫而残酷的玩笑，因作文写跑题，她只得了8分。由于总分低，她只考取了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这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山城学校，面对山林、草滩和天空，她在那里才真正做起了作家梦。
在师范学校，迟子建畅游书海，广泛涉猎，先是喜欢上罗曼・罗兰、普希金、拜伦、莱蒙托夫、雪莱……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抄到一个大笔记本上，时时吟诵，后来又喜欢上鲁迅、川端康成、屠格涅夫……大量阅读，不但开阔了她的文学视野，而且为她今后创作奠定坚实基础。
1983年，师范尚未毕业，迟子建便开始学写小说，完稿后，总是兴致勃勃徒步进城，去邮局将稿子寄出，然后就是望眼欲穿地等待，她寄出的稿子均石沉大海，一时有些迷茫，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写作的料。后来，她觉得应该先攻破本省的文学刊物，然后再冲向全国。这样，她很快构思好一篇小说。怕影响别人，她就点燃蜡烛，连夜趴在蚊帐里赶写，烟熏火燎，手臂酸麻，等到第二天晨光熹微，白蚊帐都熏成了黑色，连鼻孔都成了“矿井”。稿子寄到本省的《北方文学》，很快收到编辑宋学孟的回信，这使她激动万分。宋编辑很是热心，信中说，他是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她的稿子，除了鼓励外，还让她赶紧修改后寄给他，这样迟子建的处女作应运而生，给她带来了成功和幸运，从此一发不可收。
（二）
不到20岁，便敲开了省级著名刊物的大门，可以说迟子建的起点还是很高的。她内心丰富，对自然和人生感受敏锐并且独特，所以初登文坛，就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迟子建喜欢独坐夕阳西下窗前，看着天边飞涌着的那一团团金色晚霞，她的耳畔仿佛徐徐飘来一阵轻柔而悠远的牧笛声，仿佛在绚丽的晚霞中，又看到童年生活的每一个片段，看到了善良的外婆和慈祥的外祖父，看到了初春时节开在原野上的小黄花，她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了记忆深处的童年生活，20岁那年，整理成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稿子定于1986年2期发表在《人民文学》，就在这时，不幸猝然而至。
198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五十多岁的父亲突患脑溢血，一病不起。看着病床上将不久于人世的父亲，迟子建心如刀割。她虽然预感到死神即将带走父亲，但还是期待奇迹能够发生。然而病情急转直下，父亲临终前，最大心愿就是想看看女儿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然而文章虽然已经定稿了，但尚未发表，父亲憾别尘世。迟子建痛彻肺腑，令她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死亡就是被木器环绕的休息。”收到那期《人民文学》样刊，迟子建悲情难抑，那本杂志的封面，都被她的泪水给浸透了。为了祭奠父亲，她含泪写出一篇小说《白雪的墓园》：“我站在火炉前茫然若失，我的心很空，眼前总是闪现出山上墓园的情景，父亲睡在墓园里，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元宵节那天晚上，迟子建特地买了一盏六角玻璃灯，将它送到父亲的墓地，像卖火柴小女孩那样，“擦”地划燃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一下，父亲的墓地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三）
1996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摘取了鲁迅文学奖，备受瞩目。她在获奖感言中表示：“我并不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迟子建34岁那年，与丈夫黄世君结婚，她说：“我不属于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我的缘分到得晚。”婚后虽然分居两地（她在省城哈尔滨搞创作，爱人在塔河任县委书记），但他们感情一直很好。1999年5月3日，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丈夫的生命，迟子建陷入巨大悲痛中不能自拔。最初的日子里，她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终于意识到一切已无法挽回。迟子建推掉所有笔会的邀请，在哈尔滨闭门独自呆了4个月。盛夏最热那几天，她却觉得周身寒彻，穿着很厚的衣服枯坐书房中，这时她才懂得了什么叫“凄凉”。那段时间，总是噩梦连连，每当午夜梦回，惊叫着醒来，抚摩着旁边那只空荡荡的枕头，她都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立无援。面对市井嘈杂之声，她第一次觉得世界仿佛与己无关。她终日以泪洗面，沉浸在往昔温馨生活回忆中，然而这一切都在温暖中流逝了，她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迟子建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也知道必须直面这种突变和打击，勇敢地活下去。于是她渐渐走出痛苦阴影，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然而她只写一行，便潸然泪下，那只笔是爱人送她的结婚礼物，笔犹在，人已去，情何以堪？
“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头。此前，鲁迅文学奖共举办三届，迟子建凭借《雾月牛栏》和《清水洗尘》，获奖两届。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迟子建依然自得于“写了我想写的，对爱人的哀思也渗透了进去”。她说：“和他们（书中女主人公）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是浅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会对你格外宠爱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对任何人来说都这样。”
“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迟子建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一句话重复了多次。但她同时强调，“如果你仅仅只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看到痛苦，那就是我的失败了。”
三获“鲁迅文学奖”，在许多人眼里是个奇迹，但在迟子建看来就似“一阵一阵风吹过脸庞”：“风吹在脸上很舒服，但如果风不吹过来，人也照样往前走。”
2004年，迟子建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作这个民族的历史。这年8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
迟子建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在小说中迟子建最欣赏的角色是年近九旬的女酋长和女萨满（从事北方一种原始宗教的人），迟子建说：“她们对苍茫大地和人类充满了悲悯之情，她们苍凉的生命观，从容镇定的目光，不畏死亡的气节深深感动着我。”“这部小说浸润着我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在气象上极为苍茫。把历史作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
2006年，北京十月出版社推出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后在《收获》杂志连载，一时引起文坛瞩目，被誉为“最值得期待的小说”。小说以最后一位女酋长的一天，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百年历史，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迟子建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8年11月2日，颁奖典礼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乌镇举行，迟子建身穿白底黑花风衣，成为现场一道亮丽风景。致答谢词时她说，一个人也许不该记住荣誉的瞬间，“但我要坦诚地说：这个时刻、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我要感谢大兴安岭的亲人对我的关爱，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说到动情处，迟子建泪光闪烁。她认为，茅盾文学奖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她的幸运。“我还想说，那些没有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轮椅上的巨人史铁生先生，他们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深深尊敬。”
迟子建简介：
迟子建伪满洲国 篇四
马航MH370失踪两周之久，已经结成了世界商用航空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谜团。仅这一已经确知的事实，就给阴谋论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而涉事当局不可思议的信息管理，从按住关键信息迟迟不发到所发消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更足以让阴谋论者忙个不亦乐乎。 有难言之隐还是力不从心？
从已经确知的信息看，马航MH370的应答器是在3月8日凌晨1时21分，也就是起飞后40分钟，失效/关掉的。16分钟后，其ACARS（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没有按预定时间自动向地面发出信号，说明它在过去半小时内已经失效/关掉。在商用航空如此发达的今天，地面控制系统应该马上就意识到飞机上已有不寻常的事态发生，而当即采取包括调遣军用飞机追踪在内的应急措施，但马来西亚航空当局显然没有这样做，而且马航直到7时24分，离飞机正点着陆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之后，才告诉等候在北京机场的家属“与飞机失去联系”。在10个国家都在“失联”周边海域搜寻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马当局在西方媒体报道和分析的压力下，才公布了飞机在失联后曾折转并飞行了近7个小时的关键信息。英国卫星公司Inmarsat早在3月12日便与马调查人员分享客机可能坠入南印度洋的相关数据，但9天后，马方才在北京丽都饭店披露了卫星与客机的6次握手信息。
这样一来，就是没有阴谋论倾向的人也不禁要问：有关当局，你这到底是要隐藏什么？马来西亚政府也不得不为自己做出辩解：并不是有什么需要隐藏，而是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不足。
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邻居相比，马来西亚还真算安静平和，几乎不曾听说过什么大不了的天灾人祸，碰到国际航班失踪这样闻所未闻的事情就显得手足无措，似乎也解释得通。在刚刚过去的严冬中，美国靠北的城市就是遭遇再大的降雪也会运转自如，而南边的城市哪怕撒上一层薄雪就会全城瘫痪，亦同此理。然而，马来西亚在这次危机中差强人意的表现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马来西亚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步亚洲四小龙后尘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迅速，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以上，是中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其城市建设也光鲜亮丽可媲美发达国家，地处吉隆坡市中心的国家石油大厦仍是世界最高的双塔型建筑。但是，自1957年从英国独立以来，该国虽然理论上采取的是民主政体，却在事实上保持着。执政联盟依靠改划选区和控制媒体等手段牢牢掌握着政权。一旦反对党有挑战其执政地位的苗头，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采取非常手段，比如几度以罪将反对党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监禁。其实，纳吉布总理讲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但是，他在飞机失踪6天后才面对媒体，而且只抑扬顿挫地念了一个声明，并没有接受提问。当有记者向其下属提出让他召开一个正规的记者招待会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去看场电影吧。”他们明知这已是一个全球关注的大事件，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小绵羊似的国内媒体，却不打算做进一步的改变以迁就挑剔的媒体。 阴谋论成了暂时的心理寄托
虽然马方让好事的记者们自找乐子消遣，但是，人的大脑可不是那么容易消停的。为了使大脑安宁下来，信念就会无所顾忌地嫁接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之上。很多阴谋论就是这么形成的。
康德在《权利的科学》中曾分析道，当我们无法证明某事的存在时，就会试图证明它不存在；当两者都不能证明时，就会接受那种更为有利的可能。对马方来说，要接受是自己的航班故意偏离航线，尤其是其中存在飞行员劫机的可能性，无疑非常令人难堪，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将军方雷达监测到的不明飞机承认为马航MH370。 全世界范围内，包括美国自身，都有15%左右的人相信美国政府才是“9・11”真正的幕后策划人。而更多的美国人则确信美国政府和“9・11”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彻查“9・11”事件，故意隐瞒了很多事实。
而对中国人来说，承认一种已被确知、容易识别的威胁，总比认识一种新的、不确定的人为威胁，更容易被认知系统接受。比如，在刚听说马航MH370失去联系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中就有恐怖袭击的猜想，而当听说有两名乘客是利用失窃的护照登机的时候，我们的猜想就得到了“有力佐证”。因为刚刚在昆明发生过事件，这次劫持飞机的的背景也就“大致确定”了下来。等到知道了丢失护照的是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近似的样貌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有力佐证”。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冒用护照的是伊朗人，但是，我们的认识却并没有为当初匆忙结论而停下半刻稍作检讨。恰恰相反，它毫不犹豫并信心满满地搭上下一个目标。当着这个枪口，正好闯入了闪烁其词、出尔反尔的马当局。那么，他们在试图掩藏什么就是“肯定”的了。我们丢了斧子，而马来西亚方面比我们丢了斧子的先人的邻居还要可疑得多，他们可能是在和盟友美国合作下把飞机弄到了疑似航线途中的美国空军基地。他们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呢？啊，有了！飞机失踪4天后的3月12日，已经在押一年的美国人本杰明・毕绍普承认向中国籍女友泄露过军事机密。相隔仅仅4天，足以“证明”是美国发现了马航370上载着揣有美国军事机密的人，才迫其关闭通信并改道的。至于毕绍普是几年前在欧洲等地向其女友泄密的，至于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最忌讳的就是在反美的伊斯兰教国人面前表现得与美国过于接近，因而也不甚欢迎美国这次的搜救合作，那都是无关宏旨的细节，怎么能让它们干扰一个美好的叙说呢？ 阴谋论的世界里少不了美国
更假模假样的故事假托一个伪称总部在欧洲的《欧盟时报》发出，称克里姆林宫内部流传着俄总参情报部门出具的一份报告，指370航班上面装了“高度可疑的货物”，该货物来自印度洋国家塞舌尔，当时护送货物上飞机的美国海军海豹队员不久后死于“可疑的环境”，猜测货物是核或生化武器，结论是美国海军趁该航班未进入中国领空，“俘获并转移”了这架客机，并试图掩盖真相。
由于该文披着新闻报道外衣，且有中英文版本，与权威媒体有关两名前海豹队员过量吸食海洛因而死的报道和英国《每日镜报》关于洛克比空难专家、美航总裁比利・文森特表示马航客机恐因货舱内危险材料（警方怀疑货舱内3到4吨的山竹有猫腻）着火或爆炸而坠毁的新闻，以及1987年失火坠海的南非航空公司295航班黑匣子揭示机上可能载有台湾非法军火的旧闻相“吻合”，着实迷惑了不少人。其实，所谓《欧盟时报》（EU Times），不过是一个注册在巴拿马的不靠谱小网站，而化名为Sorcha Faal的作者做过一大票针对美国的不着边际的报道，他的这篇所谓报道更是移花接木，错漏百出。但是，这篇伪作却在天涯论坛、中华网社区、百度贴吧等上面引起热议。
迟子建伪满洲国 篇五
迟子建就在这样的光与声中长大，清风，明月，森林，绚烂的北极光……自然的神奇与魔幻流淌在她的血液里，最后幻化成她笔下的文字或者故事的底色——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写乡土，写大兴安岭，写哈尔滨。
北极村漫漫冬夜里的神话故事，
和哈尔滨寂寥原野上的清秋之气
大兴安岭下的北极村是迟子建的原乡，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迟子建的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喜读诗文，因为对三国时代曹植名篇《洛神赋》喜欢至极，而曹植又名曹子建，于是就给女儿取了“迟子建”这个名字。
成年后的迟子建和曹子建一样，写出重量级的名篇。而最初的文学滋养，除了父亲所读的那些古典文学，还有那漫漫冬夜里的神话故事——小时候，迟子建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特别会讲神话故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像是跳跃在黑暗冬夜里的火苗，照亮迟子建的想象力。
她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注入那些神奇，写就鄂温克人一个民族的变迁史：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游猎于森林中，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纯净而又神秘的意境，铺成故事的底色，这部小说调动了迟子建所有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验，少年进山拉烧柴时，她就曾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那时候父亲告诉她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那是我所熟知的背景和气象，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和生活背景，帮助她写就一部重量级的小说。
北极村之外，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哈尔滨，如今可以确切地称之为她的家乡。“对这个城市，我一开始好像找不到感觉，心底还是恋着我的故乡大兴安岭。”与这个城市真正亲近起来，始自迟子建的一次外出归来。那次她坐机场大巴回市区，正是深秋时节的黄昏，北方那寂寥原野上的清秋之气，让迟子建突然心头一热，“这就是我生活的城市啊，它的美一直存在，与我生命中的某一部分是共通的，只不过我忽略了它。”
2013年5月，迟子建在新作《晚安玫瑰》中，再次书写哈尔滨，关于哈尔滨的老故事——19世纪末，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迁居哈尔滨，使哈尔滨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迟子建在《晚安玫瑰》里塑造了一个凄美的故事，经历非凡岁月的犹太老人吉莲娜，在这里历经挣扎，最后完成自我的救赎。“故事发生的场景，我都走过。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美到让人不能不动情。”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看了迟子建的小说，去大兴安岭，去哈尔滨旅行。于迟子建来说，那是她的灵魂和文学的根源，“我真应该感谢上苍让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
2002年的5月3日，迟子建的老公丈夫黄士军从哈尔滨开完会后，在回家途中给岳母去了个电话：“妈，你不要惦记，我们还有十多分钟就到啦。”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内，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天，黄士军因为意外的车祸而丧生。
迟子建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那种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她的缘分到得很晚，在她34岁的时候，她认识黄士军。他陪她走过了四年的相爱时光。“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从创作上就能看得出来。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长篇《伪满洲国》的创作。如果不是那种状态，我是没有那种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事后再来看这部赞誉无数的作品迟子建觉得它既承载着良好状态的恩赐，也承载着对丈夫的歉意：“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丈夫刚刚去世那会儿，迟子建总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知道，以后连电话都不能打了。
“切身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之后，我一度觉得上天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循规蹈矩，没有恶习，从不欺骗感情；而那些挥霍生活的人，却活得很好。我总是想不通。后来，我慢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她用写作来化解自己的悲恸，真正让她解脱的是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爱人——一名魔术师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带着悲痛，她决定前往曾经与丈夫相约要一起去的三山湖。一路上，这个曾经以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见证了世间的种种不公、苦难和死亡，最后，她终于超越表象的痛苦，直抵命运的本质。故事的结尾，魔术师化成了蝴蝶，环绕在妻子的身边，最后落在她的无名指上。
而这一段的描写，因为有着切身的生活体验，于是浪漫主义之中带着凄美——小时候，迟子建和伙伴们经常会从山林中捉蝴蝶放在纸盒子里，每次一打开纸盒子，蝴蝶就会扑簌簌地飞出来。丈夫去世之后，她一直保留着丈夫的剃须刀盒，盒子里还有几粒丈夫的胡茬儿，胡茬儿曾经连通着丈夫的血液，这让迟子建觉得他还有呼吸。所以，有时候迟子建会不自觉自动地打开那个盒子，“我老觉得我打开的一瞬那里面会有变化，所以我很自然地写到了这样的结尾，我真的觉得会有一只蝴蝶飞出来。”
“一只精灵般的蓝蝴蝶飞出了剃须刀的空盒，落在她右手的无名指。”这样的结尾，对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种安慰，而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讲，其实她更希望是告慰已去的人。所以到故事的结尾，蝴蝶的出现代表着女主人公痛苦的化解，也代表着迟子建痛苦的安放。
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
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
现在的迟子建，除了参加一些交流活动，处理作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更多的时间依旧倾注在写作上。她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成名后依然坚持不懈创作的作家，几乎每年，她都有新的作品问世。“我特别佩服一些到老还在写作的作家，例如雨果。他在八十岁还写了《九三年》，那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在他晚年的时候，甚至在他临死前，他都仍然以写作为乐趣。”
她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到了七八十岁还能够协作，那简直是人生第一大幸事。在她看来，现实生活和写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够一边生活，一边持续不断地写作，那么就等于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而拥有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简直可以说得上是足足比别人多活了一世。
她身上这种天然纯净而又不疾不徐的气质，打动无数人。刘震云说，他欣赏的两位女作家，一位是萧红，另一位则是迟子建，而她们恰好都来自那片黑土地。“生活中的迟子建好像永远是开朗、沉静、厚道和不计小节的女孩，善良的人都能成为迟子建的朋友。”
王安忆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迟子建的欣赏：“我最先是从照片上认得她，那时还没看她小说呢。看照片就觉得她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好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小说。我不是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完美，我就觉得她有生气，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带着勃勃的生气。”
迟子建在好多部小说中，都会以一种自述的方式来展开一个故事，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讲述者是这个民族当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清晨中，这位历尽沧桑的鄂温克老人看着风和雪讲起了故事。
而迟子建希望看到的自己，是如果有幸能够活到90岁，把要写的都写了，要表达的都表达了，空间拓展到了无法再拓展的那个边界，还能喝一杯酒，老眼昏花地看着窗外的树，或者是那呼啸的风和雪，然后就没了，这是她所希望的人生终结方式，“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
迟子建伪满洲国 篇六
关键词：东北沦陷区；短篇小说；复仇
从盘古开天辟地始复仇就存在于人类思想史中，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文学的发展，复仇这一主题更是贯穿始终。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到母系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现在复仇仍然是我们无法从人的大脑中除去的一部分。既然无法抹去人类思想中的这一笔，所以很多人，尤其一些作家选择用笔记录下了这一典型的人类情感。那就是贯穿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复仇文学。从中国古代神话到古希腊神话，从先秦两汉文学到古希腊悲剧、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从宋元小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复仇始终渗透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本文所要论述的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沦陷时期东北作家作品中的复仇文学。
“复仇”就是生命个体自身原本的生存状态或者生存环境被破坏，维持个体正常生活的交流与沟通的关系链中的某一个环节被强行拆解，以使个体生命的物质生活或者精神生活遭受意外的打击，而引起生命个体以一种暴力的、血腥的、残酷的方式给予对方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折磨与打击，甚至结束对方生命的意识与行为。“复仇”是行为主体最深处的情感推动的结果，正如拉法格所说“报复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假使恐怖没有吓得他们逃走的话。”东北沦陷区作家笔下的复仇者大多实践着拉法格定义的复仇，以暴力抵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以血性的力量传递着仇恨的因子。
在中国古代，复仇是用来摧毁暴力以换取真理的，是弱者对压迫势力的反抗，是好人对坏人的有力还击。在古代宗法等级制度森严的价值理念之下，复仇呈现着较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而对东北沦陷区复仇文学认真整理后会发现，这里的复仇“它是医治国民某种劣根性，提高民族素质，了解古代文化精华的有价值的努力。”中国人骨子里的复仇精神一直就是根深蒂固的，“它贯通在个体、家庭、乃至整个国邦，持久并深入的影响着炎黄子孙的情绪。”东北沦陷区作家对自己的民族、家乡、人民充满着爱，但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却是东北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所以东北沦陷区作家只能继承复仇这一传统意识，扛起正义的大旗走上以笔为枪的反满抗日之路，用自己的一腔愤怒抒写家国沦丧下的民不聊生，用自己的满腔热血点燃东北同胞的抗日热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倒帝国主义的高楼大厦。
东北沦陷区是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最残酷的地方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实施他们早已策划好的大陆政策，武装占领我国东北，意欲将东北地区变成像朝鲜和台湾一样的殖民地，但又恐于国际舆论，遂先在东北建立了一个“满洲国”，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我国东北实行军事殖民统治期间，“军事”一词是贯穿于伪满洲国始终的，是最具实质性和最能反映当时被统治的三千万东北人民生活现状的。军事占领，军事统治，军事掠夺。东北沦陷区的作家切身感受着日本的殖民统治，见证着那些不幸的同胞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无辜丧命，人民生活苦难程度已经到了地狱的最底层。东北沦陷区作家在内部忧患和外部五・四文学的启蒙之下开始了东北沦陷区复仇文学的创作。尤其九・一八事变后，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外部冲击下东北沦陷区知识分子开始逐步进入在夹缝中发展复仇文学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哈尔滨地区作家在沦陷时期的创作状况。这一时期哈尔滨崛起的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是1934年作家金剑啸、罗烽、舒群、萧军、萧红、白朗和金人等人发起的“夜哨”。1939年继承“夜哨”作家群直面现实的传统而由佟醒愚、关沫南、陈、艾循、支援等发起的“大北风”作家群。“夜哨”作家大胆描写社会上的黑暗现实，揭露日本人的暴行，描绘出了不同阶层人士向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主义复仇的作品。如：李文光《路》，白朗《叛逆的儿子》、《轮下》，小梅《宝祥哥的胜利》。1939年的“大北风”作家群虽然身处政治统治及其森严的社会情况下，但仍旧创作出了代有明显复仇色彩的作品。如：陈的《生之风景线》、《棉袍》、《一个憧憬着梦的女人》，关沫南的《两船家》、《醉妇》、《老刘的烦闷》、《某城某夜》，林珏的《山村》、《斩头》等。第二阶段是南满与“新京”地区的复仇文学创作情况。南满与“新京”地区复仇文学依附的土壤最早是从马加等人出刊创办的《怒潮》开始，后比较有影响力的是1933年的“冷雾社”，借《东三省民报》出刊《冷雾》，再到抗战后期的“响涛社”。随着敌伪法西斯文化专制步步加强，王秋莹回顾自己在1941年间的创作空白时感慨说：在“不聋而聋，不哑而哑，同时爱而不能爱，憎又不能憎”的情形中，创作的心情消失殆尽。很多有志作家只能在刀锋的边缘地带组合着语言。在严峻的环境下出现的复仇文学主要有：山丁的《狭街》、《山风》、《绿色的谷》，小松的《铁槛》，也丽《三人》，疑迟《乡仇》、《塞上行》、《山丁花》、《雪岭之祭》，袁犀《风雪》，秋莹《离散》、《陋巷》、《血债》，马加《复仇之路》、《潜伏的火焰》、《我们的祖先》、《演习之后》等。
正是这些复仇文学作品的出现形成了当时东北沦陷区文学领域的一道亮色，也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品中每一个复仇者内心坚定的“复仇”信念推动着“复仇”由最初的无理性状态上升到之后有计划、有针对的“复仇”。众所周知日本策划建立“满洲国”，其目的不止单单为了伪满洲国而建立一个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环节中的重要一环而已，它只是日本扩大侵略地盘的一个根据地和能源供给处。日本土地面积只有四万多平方公里，而当时的人口却达到了八千五百多万，东北地广人稀，又有着丰富的能源，这些可以供日本国民的生活必须和军事供给，伪满洲国实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个基础。由此而得，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更是密不透气，\www.jingyou.net\他们用尽一切非人道、无规则的残忍手段实行对东北的控制，只要有利于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就毫不犹豫的去做，日本的每一步侵略都是践踏在东北人们的鲜血和生命上的。所以当时的东北社会没有任何法律、道德可言，日本人的话就是法律，伪满洲国的人民就要无条件的服从。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东北人民要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尊严、生命只能通过“复仇”来完成。
东北沦陷区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将当时东北人民愤起反抗日伪统治的壮举整合到作品中，共同为了伸张正义与寻求人间的公正而发起复仇。东北沦陷区作家创作复仇主题的小说，借助作品中人物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来抒发作家本人对所处的沦陷区的有力控诉。复仇显示出一定的共同性，就是都是为了伸张正义与寻求人间的公正而发起的“复仇”，他们的复仇只是为了保存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经历着被压迫到无路可退而本能复仇到之后理性支配下的有计划复仇的转变。东北沦陷区作家生活在殖民地，每天都在或亲眼目睹或亲身忍受着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他们的创作是作家内心最真实的抒发，是社会现实的最真实揭露，所以作品中蕴含的复仇思想也是内心的最强力控诉。
参考文献：
①拉法格、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版。第67页。
作者简介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上面就是精优范文给大家整理的6篇迟子建伪满洲国，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迟子建伪满洲国的相关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