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精选13篇）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富活力以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30年，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并日臻成熟。如下是敬业的小编帮家人们找到的13篇中美关系论文的相关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际形势中美关系论文 篇一
【摘要】进入新世纪，当今国际形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某些规律性的特点及趋势开始进一步显现。就目前形势来看，国际环境对我国利大于弊、进取因素多于消极因素的总体状况没有改变，但某些挑战和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值得关注，异常是即将踏入社会的我们。
【关键字】国际形势世界经济国际安全中国外交战略关系
一、世界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风险
随着科技的提高，社会高速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全球复苏进程缓慢，各国经济的复苏也出现不一样步、不均衡等现象。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亚洲、拉美和非洲经济增长较快，发展中国家发挥着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作用。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大规模刺激计划效用衰减，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自身发展水平制约，不一样程度地面临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填补全球需求缺口。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围绕汇率、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的摩擦频发。一些国家采取措施干预汇市，全球汇率波动加剧。
二、世界格局继续调整，国际关系互动更加复杂
发展中国家飞速发展，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势头加强，国际力量比较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坚持发展势头，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一样利益需要结成不一样“议题性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经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全球治理缓慢推进
除去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也能以较平等的身份参与到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
牵涉到政治、安全、社会民生等其他多个领域，彼此相互牵连。随着合作的深入，面临的阻力也在增加。
四、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安全威胁更加多样
随着领土意识及军事水平的提高，各大国继续加强国防建设，纷纷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继续增加军费开支，加大海外军事基地建设，英、法等国受经济不振影响，削减军费开支，力图经过加强相互间合作维持军事大国地位。亚洲地区总体稳定，但面临的安全挑战增多，伊朗核、朝核等问题未取得明显进展。非洲的埃及和利比亚及中东的叙利亚、也门政局波动，出现了中东乱局，影响安全的因素更加复杂。但总的看，随着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大国间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进一步降低，世界总体和平的大趋势更加巩固。
五、我国全方位、多领域的外交蓬勃发展，国际地位继续提升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的主角正在实现三大转变：逐步由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由受压迫的民族转变为世界经济建设的领跑者；由联合国成员国中不被人重视的主权国家转变为世界事务的进取推进者。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进取开展全方位、多领域外交，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一是进取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
二是同各大国关系平稳推进。
三是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
四是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深化。
五是进取开展多边外交。
六是以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西安世园会、博鳌亚洲论坛等为契机，深入开展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人文外交，展示了我国礼貌、民主、开放、提高的形象，全方位促进了我国与各国的友好合作。
参考书目及文献：
【1】阎光亮，新编形势与政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篇二
论文摘要：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我们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浅谈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引言。
大学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又在利益问题上趋于急功近利；他们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就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而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篇三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救市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2001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2009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2011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2001年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2012年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2010年相比2003年，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11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2000—2010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2012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鉴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虽然理论上美国国债不可能违约，但由于程序或技术原因导致美债延期付息的“违约”行为却可能发生。这样就会导致美国国债交易价格下跌，包括中国等在内的重要投资者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蒙受资产缩水的损失。虽然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发行、输出美元用以对外支付、稀释积欠债务，但是过激地、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动摇、破坏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如果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信心持续下降，不仅会降低美债的信誉度，而且会动摇对美元的信心，中美政治经济等关系自会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
二、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的影响。
1．美国的减赤计划加剧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
美国政府以削减联邦财政赤字作为遏制债务急速上升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前所述，在美国减赤计划中，国防预算成为要控制和削减的重点。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最后手段，军事能力对美国至关重要；且国防预算惠及包括军工复合体在内的诸多利益集团和从业人员；加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费的增加甚为关注，削减国防支出引起美政界及利益团体的极大关切。特别是在中国军力快速提升、美国相对优势下降的形势下，美国国防支出的减少必然加剧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削减国防经费，是无视美国正面临攸关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的新威胁。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指出：美国面临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新威胁，中国寻求最终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推回夏威夷，并利用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树立霸权；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担心美国影响力消退，要求美国给予可靠的安全保证；如果美国由于削减军事能力而无法提供保证，这些国家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支配，要么依靠自身力量（很可能通过发展核武器）与中国斗争。［9］（p8）总之，类似言论屡现美国报端，可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军费受限的美国必然加剧对中国的疑忧。
奥巴马政府近年的战略重点东移之调整显示了美国政府已在实际操作层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2010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巩固了西太平洋的联盟体系，频繁举行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白宫于2012年1月初发布的《国防安全纲要》指出，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地区、南亚这一弧形地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美国必须调整亚太地区军事部署。［10］（p2－4）1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美国2013年度的国防预算为5250亿美元，另有884亿美元用于海外紧急行动。他声称，虽然这两项费用较之2012财年的5310亿美元和1150亿美元有所削减，但是美军将加强太平洋司令部所辖地区的军力。［11］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军力在整体压缩背景下逆势而上，充分暴露出美军战略调整、防范中国的意图。
2．债务问题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债权国的评估，而对最大债权国中国的评估和相关立法最为重视。第112届国会提出的几项关于评估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的影响等问题的法案较为典型。如2011年5月19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考宁在参议院提出“外国持债透明度与威胁评估法案”（s．1028），6月14日，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山姆·约翰逊（samjohnson）提出同名法案（h．r．2166）。两项议案力图增加外国、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透明度，以便更好评估外国持债对美国造成的潜在风险。两个立法议案认为，特定情况下中国持有的美债会成为操纵美国政策的工具，中国会藉此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可能企图以抛售美债的方式打击美国经济等。此外，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巴克·麦肯伊（howardp．buckmckeon）主持制定的“2012财年国防经费授权法案”（h．r．1540），要求国防部就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安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
其实，美方对中国会藉债权危及美国安全或政策独立性的担忧总体上有夸大其词的色彩，因为无论是从意图还是能力（如所占美债份额有限）上看，中国并没有利用所持美债打击美国经济的可能，更未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
3．债务关系对中美政治行动空间的不同制约。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债权国地位似乎颇为忌惮，但实际上，中美债务关系对两国行动能力的制约是不对称的，或者说两国间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前所述，中国没有意图以所持美债破坏美国经济。同时，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较大，一旦大幅减持，必然造成连锁反应，导致美债价格下跌，致使中国所持美债价值大幅缩水。况且，如果中国不持有美债，目前并无可行的大规模分散投资渠道，如仅持有美元，则等于向美国提供无息贷款。由此可知，尽管美国积欠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债务，但美国并未因债务问题而在对华政策上明显受限，倒是以购买巨额美债而对美显示信心和支持的中国反受羁绊。
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2009年，曾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彼时正值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际，需要中国与之“同舟共济”。此后随着美国金融形势相对稳定，中美关系却呈现一波三折状态。近来，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大幅调整，重返东亚步伐加快。在涉及中国重要利益的地区性问题上，如南海主权纠纷、朝鲜半岛局势等，美国一再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毫不虑及中国最大债权国地位，反有变本加厉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以金融力量促成切实的政治让步需要一些附加条件。历史上，一个强国能够非对称地惩罚另一强国的成功先例极少。［13］由此，一些美国人士认为中国持有美债对美国并未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
虽然中美债务关系具有非对称特征，但由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日益重要，一个问题领域的博弈往往会对另一问题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纷争不断的中美关系中，中国凭借债权国地位及对所持美国国债的战术性操作，可以增加在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对美直接投资等一系列问题领域中的博弈能力。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美债议题，有利于消减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三、债务问题对中美经济议题的影响。
1．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对华贸易摩擦升级。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美中两国存在巨大的经济失衡关系。中国主要以廉价劳动、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为代价，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和美国日用消费品最大供应国。而美国则通过高技术产业、金融业等来回流美元，并以回流美元继续投资中国等的实体经济，以获得较高投资收益。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多元化投资渠道受限，以及美债具有的所谓安全性等因素影响，中国以贸易顺差形成的大量外储购买美国国债及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正是内在的经济结构及经济政策才是美国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债务攀升、经济疲软之际，美国无视国内经济结构、消费习惯等问题，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一味将中美经济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无异于“美国生病却要中国服药”。正如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21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一种有害的误解，即一国的贸易顺差是由该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造成的。然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的长期贸易逆差，应归因于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贸易伙伴的欺骗。如果一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就会产生贸易逆差，其贸易伙伴的行为不会影响贸易差额。［14］同时，金融危机后，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国势渐衰，从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怀疑，而政客们则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砝码，在大选年尤其如此。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日益明显，呈现频率提高、强度加大、手段翻新、内容增多等特点，涉华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如200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的金属丝网托盘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上限达到惊人的438％。同年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对中国输入的约27．4亿美元的油井管征收10．3％至15．78％的关税，创下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金额之最。此外，美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转向劳动和技术密集并重型的如造纸、钢铁等行业。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态度渐趋强硬，其在201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建立一个贸易执法部门，专司调查所谓像中国这样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2月28日，美国启动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助推奥巴马政府实现增加出口的目标，以及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来自全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目标直指中国。3月5日，参议院通过了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等国政府补贴的商品进行征税的权力。此后，中美贸易摩擦渐趋频繁。仅在今年5、6月间，美国商务部就多次发起对华双反调查和贸易救济调查，涉及中国高压钢瓶、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级风塔等多个行业。由此，美国已成为与中国贸易摩擦最频繁的国家。
由于中美双边经济失衡的局面难以改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和最主要债权国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在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回流美国债券市场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也将持续恶化。
2．人民币汇率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热点。
早在小布什时期，美方不少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因此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升值。金融危机后，美国未能通过弱势美元拉动国外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美国政客习惯性地寻找替罪羊。未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中国成为重要靶子。2010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出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获取竞争优势。其中，2011年10月11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施罗德·布朗（sherrodbrown）提出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s．1619），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意图明显。虽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但美国一些政客不愿承认巨额贸易赤字及联邦债务的背后美国政府长期“寅吃卯粮”等深层次的问题，反而强压中国调整汇率。加之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提出人民币汇率议题会给政客带来可观政治收益。
同时，由于美国对外资产以外币计价，而对外负债以美元计价，债权国货币升值一方面可以减轻美国的债负，有利于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逾3万亿美元外储中的大部分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若按美国意图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中国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及国力的削弱。基于中美经济关系以及美债问题的现状，中美汇率议题的博弈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并将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3．两国对债务关系的依赖将长期化。
由于国际经济格局及互补的经济结构等原因，中美两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债务关系。中国难以通过投资国外实体经济、大宗商品等冲销高额的外储。如美国政府严防中国染指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和高技术领域，2011年2月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失败案例堪为典型。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规模及安全性均不及美国。如2010年底以来，欧元区债务危机一波三折，美国政府不仅隔岸观火，还想趁火打劫。
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往往在部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现端倪之后，频繁调降其主权信用评级，产生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欧债危机的加剧使大量避险资金涌向美国，也导致中国等美债的持有者更难以分散投资。在中国经济结构未能彻底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积累的巨额外储，除了大量投资美国国债以外，其他投资选择较为有限。而且中国一旦购买了巨量美债，便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减持，结果造成中国对美债市场较大的依赖。对美国而言，为维护美元霸权，就需继续对外输出美元，其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难以彻底改变。因此美国难以消除对中国借贷的依赖。基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债权地位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金融危机发生后，访华的国务卿克林顿等美国高官无不强调美债的安全性，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此举可以达到既获得中国融资，客观上又能通过美元贬值等手法汲取中国的财富、限制中国国力增长的目的。
为保持对中国投资动向的把握以及鼓励中国继续购买美债，美国财政部2012年5月开始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国债，而不必通过华尔街金融机构代理。这是美国财政部首次给予外国央行如此“特殊待遇”。由此，外界便无法立即了解中国央行的买入信息，以防华尔街金融机构提高国债价格，但是中国央行在出售美国国债时，却要经由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代理。虽然中国的买入信息不会立即为市场所知，但是美国财政部却能更好掌握和跟踪中国央行的购买信息和动向，减少此前对中国持有美债准确数额不明的困扰，为判断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固化中美债务关系，使中国对美国的借贷长期保持高位。
总之，经年累积的美国国债问题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乃至今后美国各届政府无法回避的、必须应对的问题，并将长期牵动着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的神经。考虑到中美经济失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将长期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货币和金融市场，而美国也将长期依赖中国的商品和借贷，因此中美债务关系将长期维持。在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中，巨量美债犹如握在中国政府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既能伤人又会害己。中国在短期内大幅调整美债的持有量也只能是万不得已时的选择，而患上“债务依赖症”的美国更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美债的最大买家。因此，尽管中美债务问题会滋生相关争议，但又能加强两国间至少是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债务问题的广泛关联性必将继续影响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议题，并将考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以期变美债这个“烫手的山芋”为中美长远稳定关系的联系纽带。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篇四
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重要阵地，是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丰富“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方法，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以党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高校培养目标为依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的草本任务是通过适时地进行形势政策、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草本知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和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使大学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有较强的分析和适应能力。
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对于学生深入理解和把握基本理沦，对于掌握形势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形势是变化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形势的发展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如当代世界格局、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国内改革开放的总趋势等，在一段时间乃至更长时期都是相对稳定的，把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中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内容进行归纳，可以构成基本形势的框架。
热点问题是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有时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受偶然性囚素影明而发生突然性的较大变化，由这种变化引发的、产生一定程度影响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热点问题这一部分内容业然也遵循形势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和总的变化规律，但由于时问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及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在一段时期内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很多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例如神舟六号飞天成功。这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取得积极进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如旱灾害，森林退化，空气污染，党的十六大五中全会提出，“十一五”时期必须统一规划，实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想要取得大的发展就要了解国际局势，当前国际处在深度复杂的变化之中，总来说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我国又是wto的成员国，给我国经济发展和我们大学生就业提供了难得机会，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大学生要抓住机会。但是我国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如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在的孩子还没有上学念书，有的人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有的人均收入还不过百元，还没有摆脱贫困，这就需要我们大学生努力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要不断努力创新，实现现代化建设。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形势，但这并不表明我国大学生绝对过剩，数据统计说明，美国和日本接受高等教育和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重为25%和23%，而我国仅为5%，显然我国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学生就业困难其实原因有二。
其一我国高校毕业生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新提供的比较理想的岗位的增速，从而导致大学生就业竞争加剧，获取同样岗位难度与过去相比明显增大，例如有个高校辅导员岗位竟然有1000多个大学生去竞争。
第二，一些大学生择业时“高不成，低不就”，陷入选择性的怪圈子。所以要从根本改变大学生选择性失业问题，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更好地符合国际形势趋势，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国际形势中美关系论文 篇五
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胡锦涛同志多次明确指出，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新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总的来说，我国的发展正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但是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关于国际形势
首先谈谈对国际形势的总的看法。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早在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陈云同志也早在1989年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总之，不管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短期或中期发展的具体结果如何，但目前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这就是世界已经步入历史的快车道。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机遇方面和挑战方面。
（一）机遇
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有三大战略机遇。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且在深化。
当前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金融危机。尽管中间可能会出现一次又一次小的复苏，但整个危机极可能要延续十余年甚至更长。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广阔的时空来看，从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还在演进中，甚至极可能是刚刚开始，世界范围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极可能还在后头。
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阶段。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有长达10年的繁荣，其根本前提，主要并不是其信息经济的作用，而是其搞垮了苏联。除非美国重复上世纪90年代用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来调动其所有能量搞垮当今世界上的大国或强国，否则，美国经济必然会遇到大的麻烦。
2、美国称霸全球的“雄心”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其战略重心进一步东移有可能将再次被推迟。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接连打了五场战争，前三场打得非常顺利，但是它没有料到在一个小小的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潭，直接间接花了3万多亿美元，最后不得不撤军。也可以说叫胜而不利。被迫撤军表明它已经力不从心了。这3万多亿美元的开支也是造成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奥巴马政府可用的资源已经很有限，但麻烦点却越来越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高度发达，就导致世界出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现象：穷国穷人愈来愈穷、愈来愈多，富国富人愈来愈富、愈来愈少，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据2005年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英国《卫报》报道，最富有的225人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美家庭43%的金融财富。盖茨和巴菲特，再加上一个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的gdp总量还要多。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的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多。
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肆意泛滥的结果。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引发着全球社会动荡加剧。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到中东、北非再到亚洲、拉美，社会不安情绪弥散，广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增多，极端政治事件频发，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全球社会动荡风险明显上升，这些导致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亮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和应对。国外共产党在一定地区、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联合活动。
对这种已经开始复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统筹考虑，各国左翼学者应该运用多种方式和形式进行积极合作与配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极其有利的国际上的机遇。
总之，我国应充分认识、紧紧抓住、精心运筹这些战略机遇，以尽可能延长我战略机遇期。如果认识不清，抓得不紧，运筹不力，这些战略机遇就会向其反面转化，战略机遇就会变成战略挑战。
（二）挑战
下面谈谈我们在国际上面临的四个挑战。
2009年5月9日，奥巴马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想要限制中国发展。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下述四个方面的挑战，实质上都与奥巴马所说的资源有关。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决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强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是其背后更有长远、根本的战略较量。这里所谈的西方，是政治概念，不是地理概念。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但它们在西化、分化中国上有着紧密的战略合作。
美国原来是硬实力崇拜者，所以二战以后就在我国周边打了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一场是朝鲜战争，一场是越南战争。为什么？因为搞社会主义对它危害最大。大家都要搞社会主义，都要自主独立，那样它怎么从海外拿利润、拿钱呢？结果是它使用硬实力不行，都打败了。它就更多地想用软实力的办法，并且在前苏联获得成功。软的办法，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06年小布什曾经讲过的办法：通过金融、知识产权、信仰自由向中国施压。
先看通过信仰自由向中国施压，这主要通过如下七种途径实施。
（1）用传统媒体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包围。这个传统媒体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我国新疆的“7·5事件”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在阿富汗设立了“自由亚洲之声”，然后煽动南疆的普通群众。
（2）利用互联网新型媒体。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趁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世界上共有13台根服务器，有10台在美国。美国通过隐秘的筛选和过滤机制控制了互联网上的内容，然后通过读者自己得出它所需要的结论来。
（3）利用文化市场。我们出口到欧美的图书只相当于它们向中国输出的图书的1%。这么多年，我们的观念已经改变很大了，而美国的历史观始终没有改变，它仍然处于冷战思维中。
（4）利用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对我进行渗透。奥巴马2010年5月28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说，要把美国的价值观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渠道，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代表，输送出去。
（5）重点攻击领袖。苏联解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把斯大林、乃至列宁都给抹黑了。法国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话语权问题。1965年，印尼发生了“9·30”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印尼军事当局杀害了50万到100万印尼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没有报纸报道。美国杀死了3000多万印第安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所谓大跃进饿死了2000万至3000万人，斯大林肃反杀死了2000万至3000万人，这些数字都是虚假的，但是全球很多人却信以为真，这就是媒体的作用，这就是意识形态操纵的结果。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势力一直在操纵对中国革命历史和领袖历史的造谣和污蔑，对此切不可等闲视之。拿破仑说：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说：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理由就是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其实没有，但是它已经打了，你能怎么办？为什么打南联盟，理由是它搞种族屠杀，有万人坑，事后证明也没有。所以说新闻事实是可以造假的，造假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6）在社会主义国家培养亲西方的未来接班人。2010年4月，我们在俄罗斯与苏联原苏维埃最高会议主席卢基扬诺夫会谈时，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一个讲稿，说撒切尔在苏联解体前的一个多月内就在美国休斯顿讲话中说，苏联再过一个月就要解体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找到了内部代理人，并对这些人进行支持，苏联很快就会解体。
（7）在软实力即战略上策略上进行博弈。
2、加入wto后对我国的挑战。加入wto，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利大于弊。但也要看到弊，就是会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我们的大豆产业非常危险。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在大豆生产方面已有5000年的文明史，结果现在基本上都被外资控制了。我们的汽车，国际资本是40%的资本，但是70%的利润他们拿走了。
3、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1999年8月31日，我写了一个报告，判断苏联和华约的解体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自小布什上台以后，美国加强了在我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奥巴马仍然继续这个战略。所以兰德公司有一个报告，说用7000亿美元救市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效果更好。战争不见得是美国自己打，美国可能通过代理人向中国挑衅，比如在朝鲜半岛、中日之间、南海、中印之间挑起冲突。
4、输入型恐怖势力的威胁。这种威胁在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显现出来了。
下面谈谈国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二、国内形势
（一）机遇
（二）挑战
在国内面临的挑战可以主要概括为四大安全问题和七大资源相对匮乏问题。
“四大安全问题”，即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这些安全问题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安全决定前三个安全。
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国际金融垄断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的最高阶段。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已把我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鉴于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小，它们一是可能用文化、价值观侵蚀的办法，二是可能用金融手段。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它可以随时开动机器“恶性孽生”。美国目前国债总额又向上提高2.1万亿，将达到16.4万亿美元，占gdp比例将从2007年的62.2%上升到近112%，接近安全线近两倍。财政赤字约为1.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已从2007年危机前的2.7%上升为10.8%，同样接近安全线近两倍。美国当局放出“高额国债”和“高额赤字”这两只老虎，带来的必然是美元大幅的贬值和全球急遽的通货膨胀。中国的美元储备一直在贬值。这在本质上是采用变相违约的办法赖债不还。金融是国际垄断资本玩弄的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万花筒。在经济全球化甚至可以叫作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如同是全球金融之心脏，几乎世界各国、各个城市都布满美国吞吸其血液的大小血管。美国操纵股市、期货、汇率、国际大宗商品等的价格，使之大幅涨落，因为水位落差愈大，发电所得能量便愈多。而其中背后的关键，是国际垄断大资本的操纵投机以获利。所有这些将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社会安全，包括分配问题、就业问题和群体性事件。这些高度影响社会稳定。
——产业安全。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数据第二号公报中披露，我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61%，即使是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1.7%。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我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3%，而以色列为4.9%，瑞典是4%，芬兰达到3.9%。以我国企业生产的耐克鞋为例，价格为200美元，外国设计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们的企业所得仅为10美元，工人工资则更是低微。我国生产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企业只赚1美元。我国生产的一些产品往往只有2%—3%的利润。
——意识形态安全。这是最重要的。这一方面出了问题，前三个方面都很难保障。
我们面临这几大安全问题，但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七大资源却将比过去30年要相对匮乏。
第一是土地资源。改革开放30多年，全国耕地净减少了两亿亩左右。如果今后农业科技上没有较为重大的进步的话，就不可能再有较多的耕地资源进入商品领域，否则就会与确保粮食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发生根本性矛盾。
第二是政府性投入资源。截止2009年10月底，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共有25万多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国债、银行直接贷款，绝大部分已经投出贷出，并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项目回收投资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政府对经济建设的投资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一资源在今后也将明显减少或受到限制。
第三是物质资源。过去是肥水快流，个人、集体、国营一起上，对开发资源、推动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是掠夺性开采。今后，粮食、石油、水、矿产等各种战略性资源都将变得很匮乏。
第四是环境资源。中国环境已经严重污染，往后不仅不能继续污染，还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治污。
第五是国际国内市场资源。我国的gdp无非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国际市场，亦即外贸，今后中国进出口再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有限。二是国内市场中基础设施投资。2007年投资率仍高达42%以上，消费率降至48%。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投资又为33.5%，如果扣除资源价格下降因素，则为41.2%。这样高的投资率很难维持。三是国内市场中城乡居民消费。这些年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各项大的改革都已基本到位，老百姓口袋里有点钱也大都不敢花。尤其有着8亿人口的农村收入明显增长乏力。2009年上半年国内个人消费仅占gdp的15.5%。现在全国有4万亿左右的库存积压。2009年粗钢产量可能要超过7亿吨，但市场需求仅为5亿吨左右。供过于求的商品占全部调查商品的比例可能要达到70%—8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是消费最终决定生产，决定gdp。东西卖不出去，谁还敢投资﹖投资得少，较高的gdp的增长率就很难较长久地维持。
第六是劳动力资源。改革开放30年来，沿海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工工资基本上维持在800—1000元左右。丰裕廉价的劳动力支撑了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但我国目前未富却已进入准老龄社会。到2015年生产年龄（15—64岁）人员将明显减少。等到“80后”、“90后”进入生产年龄，有的可能要两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四个老人。此时，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届时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将明显下降。
第七是外资资源。以前由于以上六个资源充裕，加上我国各项政策到位，外资进入我国后，其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中国吸引的外资水平继续提升，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目前，外资进入我国仍会保持一定的额度（仅2009年4—6月，国外“异常资金”进入共有880亿美元），主要一是看准人民币在最近几年内呈升值的趋势，这些“异常资金”进入是为了赚取人民币升值的汇差；二是投入和推高我们的房市、股市，“吹大”房市、股市“泡沫”企图赚取暴利；三是收购我们的关键行业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再包装上市赚钱或直接“做黄”，以实现其对我国内消费市场的垄断；四是想占领我们的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领域。但是，我们应注意外资进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钱，如果3—5年、十年八年之后，上述六个资源都有明显萎缩或受到限制，赚钱难度加大，外资这第七个资源也就可能逐渐乃至大量减少。因此，在近些年内，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在特定的条件下外资大规模撤离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金融及社会等风险。
以上七个资源带动了房地产、高速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汽车工业和外贸出口四个产业的高速增长，由此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电力、建材等30多个行业的超常规发展。由于以上七个资源的限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四个产业正在变为“夕阳产业”。我们亟需贯彻科学发展观，寻求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产业。
三、应对战略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决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对前途丧失信心，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必须坚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何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二是一定要居安思危，决不能看不到存在的问题，盲目乐观，拒绝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宁可把风险、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如何应对，这也可分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来讲。
（一）在国际上要做到四点
一是要合作。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突出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对第三世界既是一种灾难，但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对此，我们除了正视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既应看到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包括金融全球化对我们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更应看到其中给我们带来的难得发展机遇。我们应积极主动参与，制定相应对策，善于趋利避害。
二是要维权。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制定的，其中有相当多的歧视、欺负、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条款。世贸组织是当今世界上的经济联合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若能在世贸组织内和国际上适当的时候及场合，敢于和善于对现存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特别是金融、货币体系，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积极呼吁并参与相关规则的修改和制定，逐步建立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利益的真正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特别是金融货币新秩序，就可以更好地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就能保持自己国家和民族在经济、政治和主权上的独立性，并日益强大。
三是要联合。既然资本的流动和统治日益具有全球性，那么，反对资本的剥削和统治也同样日益具有全球性。面对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机遇与挑战。第三世界无论就其拥有的国家、人口、地域面积，还是拥有的战略交通线、陆地海洋资源等，都具有绝对的优势。第三世界有着团结合作、互相支援的优良传统。只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能进一步认清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坚持相互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互相合作，求同存异，就一定能够妥善解决各项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加强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就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其中包括金融）新秩序的建立。第三世界四分五裂，是西方强国十分愿意看到并希望永远保持的情景。
四是要探讨。毋庸讳言，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样，第三世界的发展运动现在已步入低潮。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要有力遏制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要使第三世界发展运动步入自为的运动，就必须加强对全球化动态的认识、预测和应对，就必须对全球化及其发展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符合第三世界发展实际的正确理论，绝不会产生在诺贝尔奖金的证书上和西方议会的讲坛上，而是需要第三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艰辛实践和成功创造，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良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总结与提高。
（二）在国内也要做到四点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中国的崛起不能仅靠“汗水工业”、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因此，要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切实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开发等支持力度。对核心技术我们决不排除并要大力引进，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创；在核心技术这一关键性问题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便越容易引进先进技术。我们与前些年有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并不缺乏外汇储备。现在利用外资时，一定要“抬高门坎”，高度重视对新技术等的引进。
2、调节“收入分配方式”，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从中长期来说，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收入的差距不能太大。而目前收入差距还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影响社会稳定。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记住第二句话，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搞不好，最终要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同时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指导。要注重用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
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其中包含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具体工作部署中扎扎实实、有效地解决分配问题。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还会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平均主义的老路。但现在的主要倾向并不是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老路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而应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个根本利益应该是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统筹中国整个的、根本长远的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我们目前的分配政策。
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缓。这“一个转变”和“一个调节”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孔”。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孔”，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3、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2003年12月，我在全国人大会审议两个银行法的时候提议，在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宏观的、战略的高度统筹看待金融安全这个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们所面临的所有新情况新课题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最值得关注和需要及早解决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至于收入差距拉大、城市职工下岗失业、三农、腐败、环境等问题，还有时日容我们逐步去解决，但是对可能突然瞬间爆发并涉及全局的金融问题一定要马上切实高度重视。因此，研究金融危机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金融研究金融，也不能仅限于金融领域工作的同志研究此问题，各方持不同意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同志，都应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
4、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时，严格区分和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至关重要。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化解，甚至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反之，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是不去做工作，那么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会走向反面，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就一定要出大问题。这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教训之一。
总之，如果世界上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其顶峰逐步跌落下来，不过，这个衰落过程极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决不排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这正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的深意所在。世界社会主义若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说还仅在寻找或形成之中。但不管世界格局中期发展的前景如何，笔者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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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同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保产量、护耕地、建高标准农田、推广油料作物复合种植模式，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是今年农业生产的重要工作任务。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各地都在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纷纷下拨支农资金，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农事，备战春耕不误农时。
如西南主产区四川省安排2亿元支持建设30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当地农民正在利用春播尝试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江西投入2亿元新建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100个；湖北下拨4.75亿元农机购置补贴，并出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2条措施；吉林发布推介120个农业主导品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保持100%，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3200万亩。
对于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五点建议。首先，要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无论是粮食主产区、主销区还是产销平衡区，都要保证一定数量的粮食播种面积。其次，加大投入力度，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让粮食主产区根基更扎实、基础更牢固。第三，积极应对各种重大灾害，“虫口夺粮”“灾害保粮”，尽可能在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减少粮食损失。第四，保水保粮，通过水资源高效利用满足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水，在旱作农业上下功夫。第五，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根据资源承载力进行调控，对于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特别大的地区，适当调整结构，如水资源短缺地区减少耗水作物种植。适当增加大豆播种面积，提高产量，逐步实现大豆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国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2022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难度不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党政同责，把地方政府的责任和积极性落实好。同时，要继续通过保护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完全成本保险等措施来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
在调结构方面，李国祥建议，要保持稳中求进，通过多渠道挖潜力，采取技术性措施来适当扩大大豆的种植面积。比如，在玉米地或一些撂荒地、盐碱地里种大豆，至少让大豆种植面积恢复到去年之前的水平。而主粮种植面积要确保不能减少，其他农作物种植面积也不能过度减少。
国际形势中美关系论文 篇七
【要害词】教育国际化；基础教育；模式；问题与对策
一、看法及现状探讨
颁布的《国家中恒久教育革新和生长计划纲要(-20)》的第十六章中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增强国际交流与相助、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相助水平。”由此可见教育部对教育国家化的重视。那何谓教育国际化呢？笔者在此并不计划为教育国家化下个界说。实际上，虽然“教育国际化”已然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高频词，但究其界说而言，鉴于社会情况，时代变迁以及探讨者立足点的差异，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界定。简朴说，笔者认为，教育国家化就是利用国际视野来掌握和生长教育。虽然，教育国家化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最初大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但随着经济的生长，基础教育的国家化也徐徐的引起了重视。究竟，基础教育的质量决定了教育的生长高度。为此，各地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生长缔造条件，提供资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现阶段基础教育国家化的模式
1.联合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模式越来越成为教育国家化的主要模式，该模式优势也是很是明显的。通过联合办学，相助双方可充实利用对方学校的有利资源，教材以及先进的治理理念，通过资源重组，以到达提高双方办学竞争力的目的。，这是对于办学双方都是学校而言。如果是企业与学校办学，那企业可为学校办学提供须要的资金援助。在我国的许多都市我们都能看到中外相助办学的乐成例子。尤其以北京居多，好比中国人民大学隶属中学与美国波利国民学校相助举办中美高中课程项目；北京师范大学隶属实验中学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都柏林高中中美高中课程项目；北京大学隶属中学与美国昊济思学校相助举办中美高中课程项目，北京第八十中学与英国埃克塞公学相助举办新全讯网wic项目，其他地方好比大连枫叶国际学校也是一个典型的相助办学例子。
2.教生交流或交流模式。就教师而言，偏重于交流。这种模式是指有计划有目的定期的选派教师到相助学校进行访学，进修，搞相助研究，到相助学校任教一定期限等方式，一般被交流的教师在相助学校都能获得比本校相对高一些的酬劳。通过让自己的老师“走出去”，可以接触相助学校优秀的教育教学要领，先进的教学设备，以及完善的治理体系。从而提高相助自身的教学水平和修养，为自身学校的生长提出较好建议，到达双赢的目的。而对于学生而言，多接纳交流学习的模式。每年，我国的相助学校间都市有一定名额供学生出国随班就读一年或半年，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更容易体会到两国教育方式的差异，感受差异的教育文化，从而让学生们的梦想更高远，眼界更开阔。
3.国际课程模式。鉴于作为交流生的身份出国学习的名额始终有限，另有部门学校接纳网络教育的模式。这种模式相对而言接受人群的数量较大一些。海内一些中学开班了网络班，作为必修课，每周一到两节课的时间，授课教师是对方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也有些学校接纳选修模式，学生可凭据自身的喜好和需要，选修科目。相对于交流生而言，网络教育模式让学生掌握了主动权。网络为基础教育国际化提供了便捷的工具，该模式将会是未来国际化最有前途和潜力的模式。
其他另有国际留学模式，国际运动模式(好比冬令营，夏令营)也比力盛行。
三、问题与对策
1.“引进来”与“走出去”。目前来看，我国的基础教育国际化在“引进来”方面做得还比力好。通过引进外洋的先进办学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学校外国的先进治理体制，我们在努力缩小着与国际领先水平学校的差距。同时，我们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学校引进人才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资助。但在“走出去”方面，尚且还要努力，我们海内并不是没有优秀教师，而是海内中学缺乏将教师“送出去”的意识，这是看法上要转变。我们应该给我们的优秀教师更多的时机走出国门去教授我们的先进的工具给别国。另外，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在此方面给予海内学校和教师相关津贴补助。在学生交流方面也是一个原理。
2.“质”和“量”。由于基础教育的国际化水平相对于高校的国家化水平而言偏低，所以在国际化历程中难免泛起许多疏漏，而且没有引起重视。基础教育需要国际化，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学必须在同一时间，统一法式，接纳统一模式进行国际化。每个学校都要在国际化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能掉臂质量的引起所有外国的工具，在引进之前肯定要先对引起的工具进行一个取舍，而且引进的工具我们都要有一个理解和研究的历程，不行直接利用。总之，在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历程中，我们万不行急于到达高校的那种成熟的国际化水平，这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应该考究一个“缓急”，重视“量”的国际化。
3.“本土化”与“国际化”。在基础教育国家化历程中，一定会存在这样一对矛盾体。既然走的国际化的路子，一定会对自身学校的体制和结构发生一定的攻击，是凭据国际化的指令更改照旧结合自身本土特色进行探讨研究。这是我们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要处置惩罚好的一个问题。一定，我们肯定不能一成稳定的凭据相助学校的路子走，必须结合自身学校办学目标，师生特色，教育目标和宗旨进行调整。这需要在学校领导的得力领导下，全校师生协力才气到达。这是一个不停实验的，恒久的历程。
四、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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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一兵，高等教育国际化[j].上海：教育生长研究，(2)
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 篇八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发布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性服务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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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 篇九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加强，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发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这些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不仅是由于极高的关税征收所导致，更多的是来自那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对农产品的高额贸易补贴，美国《农业法》修改，使得政府补贴巨幅增加至1900亿美元，范围包括棉花，大豆，小麦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标准，这里面主要又包括转基因作物问题、绿色壁垒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壁垒。20我国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限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国水果的品质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国的绿色壁垒阻碍，使得中国水果竞争力不断减弱。对于环境壁垒，例如美国对许多食品的包装要求可降解包装，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这也使得贸易的成本增加，实现了美国的贸易保护。
最后就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我国频频遭受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困扰，涉及反倾销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龙虾，浓缩果汁等，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许多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我国农产品走向美国市场受到了阻碍，不断引发的贸易争端也使得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交往受到损害，最终不能最大化的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贸易产生摩擦在所难免。其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中美经济实力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强，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上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设置，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明显，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2.2国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如补贴，并且推行限制进口的措施，如高关税，技术壁垒等。贸易争端的出现实际就是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2.3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议的条款理解有着差异，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以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标准相应高，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的体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2.4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
由于国家不合理出口补贴的政策，使得很多企业为了那道出口补贴，甚至亏本出口造成不规范的价格，致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倾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致使出口的农产品质量不过关，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从而多次出现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被禁止进口通关，而且还屡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2.5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我国企业的自我保护，预警机制都不完善，也没有强有力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业缺乏敏锐通畅的信息机制，传导分析信息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能力不足。出口企业之间的混乱竞争，也导致了本国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而且国家，商会等组织机构，对于企业的约束管理能力不强，使得企业之间的凝聚力不够，这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农产品贸易的摩擦可能性。
3小结。
中美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摩擦争端接连不断，但是从整体上看，中美农产品贸易互补的特点，而且国际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当然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继续成为阻碍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中国应该从政府，企业，商业协会等多方位考虑解决措施，形成完善的解决机制。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扫清障碍，获得双赢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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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中美关系论文 篇十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记录不容乐观。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煤矿伤亡事故从的2863起，死亡5793人，增加到的4344起。随后的三年死亡人数也接近6000人。，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2631人，比减少584人，比减少4364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近些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为0.892，但仍是美国的近50倍。
然而在美国，采煤业却是其国内所有行业中最让人羡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与零售业相当。2009年达到历史新低仅为18人，百万吨死亡率仅为0.018人。美国采煤业年产近10亿吨，虽然只有中国年产的三分之一，但比例却真正实现了安全与生产并行。
2企业重视程度不同。
从从业人员方面看，美国煤矿工人职业稳定性比较好，平均年龄45岁左右，一般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管理人员均为大学本科以上。新招矿工必须参加6个月以上的培训。
目前，我国煤矿生产作业人员过多，整体文化水平低，缺少培训，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据统计，我国国有煤矿大专以上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3%左右。不少中小型煤矿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许多小煤矿经营者缺乏基本安全管理知识。
我国煤矿整体技术状况比较落后，煤矿采掘机械化程度不高，目前全国机械化采煤率在40%左右，其中国有重点煤矿在78%左右，50%的小型煤矿仍采用落后的开采方式，整体劳动效率低。煤矿生产效率低，井下作业人员多，发生事故、遭受伤害的几率就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煤矿特别重大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3井下紧急避险相关规定。
美国规定，在距离生产工作面和正在安装或拆除开采机械的地点305米之内设置避难设施，在从工作面到入井口沿线的有人作业区域，两座避难设施的间距须在人员1小时的不行行程之内，以保证该区域任何位置作业的人员走到避难设施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在偏远地段工作的人员如不能在三十分钟之内到达避难设施，则应在避灾路线巷道中布置自救器存放柜，以方便遇险人员获得额外的自救装置，所有矿工可在30分钟内到达地面或到达地面逃生设施的矿井无需配备避险设施。对于三十分钟的逃生距离，《最终规定》要求矿方根据本矿具体条件进行确定。应选择典型的矿工代表，考虑矿工不同的年龄体重健康水平和吸烟习惯，同时考虑巷道高度坡度底板状况，通过使用自救器进行实际测试。
我国规定，所有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都应建设井下紧急避难设施；采取应建设避难同室；距离突出煤层采掘面500米范围内应建设避难设施。其他矿井在突发紧急情况下，饭井下工作人员在自救器额定防护时间内靠步行不能安全撤至地面的，应建设井下紧急避难设施；距离采掘工作面1000米范围内的应建设避险设施。
从以上分析可见，美国的规定更加严格，意在确保工作区域任何设置的工作人员走到避难设施后安全出口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美国煤矿自救器额定防护时间一般为1小时，剩余三十分钟为避难设施启动时间和人员在过渡舱内的冲洗时间）。局避险设施超过三十分钟行走距离的偏远地点人员可以从自救器存放柜获取接续自救器，以提高人员依靠自救器逃生的续航能力。
4自然条件有差距。
美国煤层地质构造简单，大多数为缓倾斜或近水平煤层，断层、褶皱、冲刷、陷落等构造破坏很少，煤层瓦斯含量低，除个别矿井瓦斯需抽放外，大部分可用通常方式来控制瓦斯。如其两大主要煤田之一的阿巴拉契煤田，90%以上为水平或近水平煤层，埋藏浅，目前矿井平均开采深度仅90米，80%的高产高效工作面属中厚煤层，而高瓦斯、容易发生重大事故的煤矿，一般被列为不可采矿井而被关闭。
与美国相比，我国煤层赋存条件差。目前，全国2.6万多处矿井几乎都是瓦斯矿井，其中30%左右是高瓦斯与突出矿井，有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占87%，有自然发火危险的矿井接近50%，60%到70%的矿井是在复杂和极复杂的构造条件下进行开采。
5安全状况对比。
美国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减少用工。井工矿，广泛采用短壁采煤法，使用连续采煤机、自行矿车和锚杆安装机。70年代以来，推广综合机械化长壁采煤。目前，长壁综采产量占井工矿总产量的50%，近年来，采用高新技术的超大型长壁工作面的平均日产达10000t。6月，美国“20英里矿”创造了月产908271t的世界记录。短壁采煤法虽然存在着回收率低的缺点，但减少地表下沉，保护环境，在美国已形成了一整套采煤机械化配套装置，用人少，工效高，安全状况好、效益好，所以在美国一直广泛采用。
应当说，近30年来美国井工矿效率的提高和安全状况的改善，是与连续采煤机短壁采煤法分不开的。而长壁采煤为矿工提供了更好的安全场所。大功率重型设备的'使用，使设备故障大大减少；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影响；电液系统的进一步使用，加快了支架的推移，减少了工作面人数；使用遥控采煤机，为工人提供了较好的安全保证。美国综采矿井的20万工时工伤率，仅为5人以下世界最低。
由于我国煤矿安全装备差，机械化水平低，特别是乡镇煤矿大部分不具备起码安全生产条件，因此我国煤矿安全状况不好。
6亟须强有力的政府监察。
美国矿山安全监察体系是世界主要产煤国中最完善的，煤矿安全监察力量也是最强的。依据《矿山法》，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对全国矿山实施垂直监察职能，每年对井工煤矿至少监察4次，露天煤矿2次。一旦发现问题，将依法进行处罚直至关闭矿井。
1969年，美国《煤矿法》颁布实施后，因煤矿安全与健康监管部门对违反《煤矿法》的行为处以高额罚款，甚至强制关闭矿井和判处矿主监禁等，迫使不少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被关闭。
我国的煤矿安全监察力量相比美国而言，显得十分薄弱。美国只有1526座煤矿，86187名煤矿雇员，煤矿安全监察人员有1086入，平均每名监察员监察的煤矿数为1.4座，不到80名煤矿雇员就拥有1名煤矿监察员。我国煤矿安全监察员在1800名左右，平均每名监察员监察的矿井数为14.7座，为美国的10.5，倍，3650名煤矿从业人员才拥有1名监察员，为美国的45.6倍。同时美国煤矿监察经费也高于我国，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投入2.67亿美元。
综合前面的对比分析结果，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照，虽然现阶段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确实十分严峻，但从美国的发展情况与避免、减少煤矿事故的经验看，如采取有效措施，事故是可得到一定控制的。
参考文献：
[1]张传宝，贾秀华。中美煤矿安全法律体系对比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2011（7）.
[2]杨大明，武越。中美两国煤炭井下紧急避险相关规定对比分析[j].煤炭科学技术，2012（20）.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篇十一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
[1][2][3][4]。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篇十二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美国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急救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相比，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 篇十三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华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华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华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华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